党培育我成长

白刃

我生于1925年9月1 6日，今年整整80岁了。出版社老干处、社党委请来各室的代表同志和离退休老干部为我祝贺生日，我太感谢了!感谢党组织，感谢同志们!谢谢了!!

我本事不大，又年老有病，思维迟钝，想说的话说不出来，连贯不起来，只能简要地写写我为党、为人民服务58年的简要经历。

我老家在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旗东满斗村。解放后前旗与后旗合并，现在叫哲盟科尔沁左翼后旗东满斗村。

1935年在本村的私塾学习了两年蒙古文。

1937到1943年在伪满公立小学读了7年书。：1944．年考入中专“师道学校特修科”学了一年半。1945年8月15日，日伪垮台后回老家劳动。

1946年春季开始，哲盟南部地区成了国共两党军队的拉锯区。。1947年春天内蒙古自治军解放了哲盟南部地区，同时组织了学生队，还动员青年人到后方入学校学习，我报名参加了学生队。当时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所在地是乌兰浩特市。我到乌兰浩特后不久，内蒙古干部学校成立了。于是我在1947年6月9日入了内蒙古干校当了学员。这就是我参加革命的过程。

我在干校第六队学习一段后，1947年11月1日干校又改为内蒙古军政大学，我就在军大第一队一班当了班长。在学习中遇到一些问题，如汉文水平不高，汉语也不大通，汉文书自学起来也很困难，像汉文的“因此”、“所以”我就不懂，也不会用。我觉得学习汉文、汉语是我的头等任务，如果不努力学习汉文、汉语，马列的书看不懂，革命道理学不会，今后怎么工作。于是下定决心，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一段话一段话地蒙汉语对照着学，结果收效很大。我就是通过这样的努力学习，为后来的翻译工作打下了基础。

在学习期间，加入了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又称内蒙古青年团，后来转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军大毕业后留校，在政治部宣传科工作。

1948年11月军大停办，中共内蒙古党校成立。我在党校教务处工作，还管理图书。于是我有时间看了许多书，如《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其他马列理论书籍。

1952年内蒙政府从乌兰浩特迁到呼和浩特市，党校也迁到呼市，我继续在党校教务处工作。后来党校设蒙语班，我给蒙语班学员当辅导员。这时，我提出了入党要求。

经过党校教务处党组织的讨论，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党组织的批准，在1953年11月23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党校教育长在全校大会上讲话或作报告时我当过翻译，在内蒙古自治区人代会上代表发言时当过翻译。1 954年要召开全国人代会，中央民委就从内蒙调翻译人员时，我来北京做过大会文件的翻译和代表们发言的同声传译。

1956年中央民委从地方上调翻译人员，成立民委翻译局时，我从内蒙党校奉调来京，在民委翻译局蒙文处任9级翻译。

从1956年4月一1958年10月，在民委翻译局工作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做了如下工作。

(一)在北京举办亚洲电影周期间，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来京参加电影周活动，在招待会上周总理谈话时，我任蒙语翻译。

(二)蒙古工会参观团来华后，我国总工会领导的欢迎词是我给翻译的。

(三)1956年党的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央联络部开办接待兄弟党代表团的翻译人员训练班，我参加训练半个月。

(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专门做接待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的翻译工作。完成了会议期间的生活翻译，国庆宴会和在北京的参观、游览以及去南京、上海、杭州、武汉、汉口等地参观游览的翻译任务。

(五)1957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来华参加纪念活动曾在京参观游览。他们曾到天津、渤海湾游览，还去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参观访问。当时我任翻译。

(六)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二任大使到我外交部商谈，向毛主席递交国书时，周总理接待。我当了周总理的翻译，商谈结束后，周总理问我的工作单位和原籍，我都一一做了回答。我们的总理非常和蔼亲切，使我永生不忘。

(七)蒙古新任大使向毛主席递交国书时，我任翻译。毛主席与大使谈话中，说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矛盾”一词湖南口音很重，我没有听懂，周总理给我解释：主席讲的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矛盾”二字。我译完后，毛主席又讲了改造沙漠等问题。主席与大使谈话后，主席也问我老家在什么地方，周总理马上就告诉主席，他是内蒙的，是乌兰夫的人。

(八)蒙古新任大使到中南海会见刘少奇副主席时，我任刘副主席的翻译。刘副主席与大使谈话时，湖南口音很重，有些话听不懂时，我再三问清后再做翻译。胜利完成了翻译任务。

(九)蒙古国庆时，新任大使在北京饭店宴请我国领导人与在华的各国使节，我国朱德委员长、周总理分别致词祝贺，我均任翻译。

(十)蒙古国大呼拉尔主席来华访问，朱德委员长在人大常委会礼堂宴请时，我与特尔根一起去当翻译。

(十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沃罗希洛夫来华访问回国时，毛主席与周总理到南郊机场欢送；蒙古国副总理麦达尔也同时抵达南郊机场迎接这位苏联主席去乌兰巴托。周总理与蒙古副总理谈话时，我任翻译，荣幸地与毛主席握了手。

(十二)陈毅元帅在三座门招待所举行欢送蒙古军事代表团的宴会上，陈毅元帅与代表团团长的讲话，我均任翻译。

以上这些工作，只是在民委翻译局工作期间完成的涉外工作任务。对涉及国内的工作任务，都是由翻译局和出版社一起完成的，如：全国人代会、全国政协大会、全国的群英会、全国民兵大会、全国妇女大会、全国先进工作者大会的大会文件翻译和同声传译等，我任同声传译组组长。

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期间，我翻译过周总理的报告；毛主席同各民族代表合影时我也参加了。周总理在8月1日检阅海军时，我荣幸地同代表们一起参观。

1958年10月局社合并后我在出版社蒙文室的日常工作中主要做笔译工作，其中有：做过独译和合译。

独译中完成：《中国农民革命史话》、《政治经济学讲座第十二讲：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关于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理论工作跃进的关键》、《劈山救母》、《秦香莲》、《大家来学点哲学》、《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等等。

合译中完成：《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简明哲学词典》以及每期《民族画报》、《人民画报》、《红旗》杂志等期刊的翻译和初审、复审。

同时也当过《共青团文件汇编》和《马克思主义怎样看待物质利益》等书的责任编辑。

在蒙文室任资料组组长时，将过去的综合性资料改变成按科学分类的资料。收集整理出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新词术语八千余条，农林牧副渔方面的新词术语一万余条，为全室翻译工作中的统一使用提供了方便。

1985年我60岁了，于年末办了离休手续。

离休后为了发挥余热，在总编室的韩寿山同志领导下，参加了《出版词典》的工作。《出版词典》的工作主要做些少数民族分支中的蒙古文出版史词条的收集、挖掘和词目的确定、组稿、编撰等工作。

为完成这些工作，在1986年去呼和浩特与内蒙的出版单位共同研究，挖掘一些蒙文出版史的有关资料。从呼和浩特回来后，我又到北京图书馆和北大图书室查找有关蒙文出版史的历史资料，编写出一份撰写的词目表。《出版词典》的主办单位在延边开会决定出版词目等事项后，我又第二次去呼和浩特与内蒙出版界人士共同研究词目和确定撰写人员。后来我收到了五万多字的稿件，其中有版本知识，历代刻书(包括寺院刻书)，近代和当代出版、印刷、发行机构，出版，出版人物等诸多方面的，还有图书联合目录等等。对这些稿件详细阅读后，都上交出版主管单位。

在定稿阶段，我与出版社的一些同志前去上海辞书出版社，商讨定稿一事，对有些词目做了删除。定稿工作快要结束时，我得了脑血栓，不能走路，是一起去的高贺福同志背着我乘车到医院看病。回北京后继续治疗慢慢恢复。在1992年我看到了《出版词典》的付印样；。1 994年1月9日收到了样书。

参加编写《出版词典》工作是离休后完成的第一项任务。后来我又编写了一份《蒙古语中的外来词》书稿，是用蒙文写的，其中写了编写目的，外来词来自的语种，蒙语中外来词的使用情况等十几项，最后还列了蒙语中的外来词几千条，当作附件。我想出版这一材料，就把书稿给了蒙文室，他们说让我交出版费，我交不出，所以没能出版。今年我想看看这个材料，找他们要书稿，却找不到了，真可惜。这个材料是我经过翻阅许多材料，用了很长时间才整理出来的，它是蒙古语在当代发展中的一种记录。那里有古今中外45种民族语言成分。这本书虽因经费问题不能出版，当做资料使用，也有一定价值。

离休后，在闲遐时间继续练习蒙文书法，曾多次参加国家民委组织的书法展览活动。如1993年12月“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书画展”；1997年7月“庆祝建党七十七周年书画展”；1999年9月“庆祝建国五十周年书画、美术、摄影展”；2001年6月“建党八十周年书法、美术、摄影展”；2003年12月“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 10周年美术、书法、摄影展”；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年书法展”。此外还写了不少蒙古族“谚语”和蒙古语“成语”的书法作品。为《中国民族》蒙文杂志写过几篇书法作品。

我是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的穷孩子，做梦都没有想到我能到首都北京工作，更没有想到能为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做翻译，这是我一生中最幸运、最幸福、最难忘的经历。古人有句话：“知足者常乐”，我很知足，我这一生过得有意义，而且也很幸福，衷心感谢党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