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藏汉大辞典》的几点体会

——高炳辰

张哈荪主编的《藏汉大辞典》(以下简称《藏汉》)是一部综合性大型工具书，供读者阅读藏文典籍和研究藏学课题之用。正式出版前曾印行“征求意见稿”广泛征询意见。1978—1985年，笔者先是参加了编写组的编写工作，为主编助理之一，回社后为责编之一。八年来，通过编写实践，思想认识和业务水平都有所提高。这里，约略谈谈个人的粗浅认识和点滴体会就教于同志们。

资料积累

资料是辞典编写的基础，犹如蜜峰采花酿蜜，只有广为采撷，博取众长，酿出的蜜汁才会滋味醇厚，营养丰富。同样，卡片资料积累得越多，范围越广，辞典的资料基础就越坚实、厚重，才能在编写过程中全面考虑，防止片面性，无论是分合取舍或是提炼加工，都能得心应手，处处逢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资料匮乏，就会捉襟见肘，步履艰难，影响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收集资料应以第一手资料为主，日积月累才能见到效果，如果以第二手材料为主要依据，辗转抄袭，免不了以讹传讹，贻误后世。

《藏汉》的资料工作，就相当扎实。解放前，先是从藏汉对勘的佛书及其他中外辞书中收集，编就《藏汉大辞典资料本》，手抄十巨册；解放后，又去拉萨广泛搜集资料；“文革”后，又以佛学、因明、医药、历算、藻饰词等为重点，进一步充实内容并进行编写，从而大大丰富了《藏汉》的内涵。

选词立目

词目是辞典的骨架，词目选收恰当与否，直接影响辞典的质量。基本词具有稳定性、普遍性、能产性的特点，((藏汉》做了广泛收录；成语、方言词、古语词、外来词、搠，它们都是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选词立目不可或缺；佛学、因明、医学、历算等学科的名词术语，往往有正名和别名、全名和略名、现名和旧名的区别，这些都要斟酌隋况，分别处理。

确立词目除了要分清词与非词的界限外，还要分清固定词组和自由词组的界限。固定词组可以立目，结构松散、见词明义的自由词组，一般不予立目或少立目。自由词组是无限的，任何辞典都无法承担收录它们的任务。

“征求意见稿”收录了不少自由词组作为词目，有违辞典的立目标准。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的语言信息和进一步深化词义，经过具体分析研究，给它们以分别对待的处理：经过严格选择，把形式比较特殊和具有固定趋向的自由词组，保留下来，列为词目；不能立目的自由词组，则归入有关词目之后，作为例词之用，以增加辞典的实用性，而不轻易删除。

收词要注意系统性，同一类属的词要注意收齐，不使遗漏，收了甲词，就得收乙词，否则就是残缺不全，影响《藏汉》的科学性。藏语中的数目词相当丰富，有总条，有分条，而它们往往又分散于不同的字头，必须收集齐全。

为了提高辞典的实用性，作为收词的补充手段，还要注意从释文中选收需要解释的词语，不论它们是一般词语或是百科条目，都应列为词目以便读者查找。理想的辞典，释文中需要解释的词都应该全部列为词目。

《藏汉》是一部大型工具书，编纂和使用的时间较长，内容要求稳定，对那些经常变动或正在发展中的词语，不予收录。本书虽然少量的新词也在收录之列，但新词中的“阶级斗争”等词则不予收录。

词目释义

词目释义简称释义或释词，是辞典编纂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是辞典的中心，最直接地反映辞典的质量和水平，因此，必须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通过释词不但可以使读者熟悉和掌握词汇中各种词语的意义，更好地发挥语言的交际功能，而且有助于扩大知识和经验。

语文词语的释文，主要要求给人以简明、确切、具体而全面的概念，避免辗转互训，或以例代释等不能为读者释难解惑的作法，同时也要求尊重传统的解说。为了使辞典的释文写得准确而精炼，还需要掌握解释词义的一些方式。《藏汉》多用以下方式进行释义：

1．析词分释。从词语的字面上分析，即从词素义到词汇义的释义方法。

2．以词释词，即用同义词来解释。此一释词方法《藏汉》最为常用。需要注意的是防止同义互训，甲是乙，乙是丙，丙是甲，释来释去使人不得要领。正确的方法是两个同义词，其中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解释。

以词释词，《藏汉》中还有一种特殊形式，即用同义藻饰词解释一般词语，或用一般词语解释词义藻饰词，此一方法也比较确切而且形象生动，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感觉。

3．描写说明。就是用一句话或几句话进行解释。在没有同义词可选用的情况下，用描写状况，说明性质，限制范围，比较异同的方法进行解释。

4．反义相释，即从反面来解释。

5．其他。以今释古，即以现代藏语释古语词；以通释方，即以通用语释方言词；以本释借，即以本语释借词。

除了释义方式之外，力求义项齐备、科学地划分义项也是准确释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义项，不是以自然形态的形式存在的，而是编纂人员对语言材料进行综合分析而反映在认识上，并且用语言表达出来的。

《藏汉》的义项排列次序是：先就基本词划分词性，再在词性概括的范围内按常用义和非常用义的先后进行排列。

百科词语的释文，要求做到概括清楚，系统完整。佛学、因明、医学方面的释文都根据原著编写，历算除原文照译外，对某些词目还依照现代天文学知识做了简单补充。佛学等学科的某些释文如果采取现代科学知识去注释，便有可能产生由汉译代替藏文传统解释的现象，就不再是“原汁原味”了，而且，那样做也不是《藏汉》的任务。

解释词语，不论用哪种方式，不能简单地依凭一二种资料，或拘泥于一家之言，必须多所借鉴，多所涉览，以求做出最正确的解释。这方面，首先要注意继承传统，借鉴古人。只要原有的资料能够正确地概括词义，说明问题，就尽量采用，不再做新释。其次，对一些不够确切的原有资料，就要进一步改释，勇于创新，精益求精，尽量做到准确无误。

例证引用

例证，释文之后接着就是引用例证。例证可以证明一个词目的成立，证明各该词义的细微差别，证明词语间的配搭关系，有的还可以探索词源。《藏汉》例证或用单词，或用词组，间或用完整句，不作冗长引述，例词、例句要义例相符，不能不一致。

引用例证要注意思想性，内容一定要健康，要符合党的政策。过去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征求意见稿”中选用了不少穿鞋戴帽、突出阶级斗争、紧跟时事形势的例句，审订中都做了妥善处理，没有重蹈生硬结合政治、突出阶级斗争的覆辙。对某一些须要表态的词条，则利用画龙点睛的方式表明编纂者的思想倾向。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注意不伤害宗教信徒的感情。

语言的时代性

评价一部辞典“时代性”的标准有两条：其一是“辞典是否收入了最新文化发展的词汇”；其二是“辞典中是否体现了当代语言学家在研究音位学、语法学和语义学等方面的新进展。

语言是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解放后，藏语里出现了一大批代表新事物、新概念的新词术语，它们不仅反映了藏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发展和丰富了藏语本身，增强了藏语的表达能力。如：“共产党”、“社会主义”、“政策”、“解放”、“科学”等等，《藏汉》不择要收列是没有道理的，虽然《藏汉》主要是解决阅读古典书籍的疑难问题的。当然，收列也不能过多过滥，实际上进入《藏汉》的新词还不足二百条。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词语的意义在原来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新义，成了新词的一员。如：“baen油”一词原义为“富足，富饶，丰厚”，新义则为“经济”，而新义的使用频率，远远超过了原义。对此，《藏汉》也做了反映。

其次，在音位学方面，藏文30个字母的读音，除传统的原有注释外，增加了现代音位学的解释。语法学方面，传统的藏语语法只有“静态词”和“动态词”两大类，至于词的类别则讲得不多、不细。编纂过程中，我们给基本词划分了词性：名词、动词(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形容词、代词、副词、数词、介词、助词、连词和语气词十大类，并对单词和一词多类的词目都逐一标明了词性。事实证明，划分词类，标注词性，对于①

确立义项、解释词义、配置例证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再次，在语义学方面，《藏汉》的义项划分、词目释义、例词例句的引证等方面，不仅大大突破了传统藏文辞书的窠臼，也超过了现有辞书的水平。

一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大型综合性辞书，缺乏时代气息，不能反映当代语言的现实，是会削弱其科学性的。

注意语言规范

一部辞书除解难释疑给读者以正确的知识外，不管编者的意图如何，客观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规范性，这是社会对语言规范化的要求决定的。《藏汉》在编纂过程中，注意了语言的规范。如将并存的同义词区别了主条和副条，并进行分别排列，主条一般作为规范性词条，副条作为参见条；订正了许多词条的正字法；一些不见经传的口语词和方言词分别确定了它们的拼写法，特别是藏语动词，由有关方言区的藏族学者逐条进行了审订，因历史沿袭和方言差别形成的书写形式不一致的部分动词，得到了统一规范。

翻译中某些名词的改译或纠正也属规范化的问题，如“喇嘛教”一词既非意译也非音译，不能准确表达“西藏佛教”或“藏传佛教”这一概念。西藏佛教是佛教总体的一个分支，是民族化了的佛教。“喇嘛”一词意谓“上师、上人、师长”，根本没有佛教的意思。循名责实，《藏汉》中“西藏佛教”一词全部改称“藏传佛教”，不再使用“喇嘛教”这一称谓。其他如藏语语法名词的汉译，审订中也做了统一规范。

《藏汉》是双解辞书，藏文辞条是通过藏文来揭示词义的，汉语释义则须要通过翻译来表示，因而要求在正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简练通顺的文字翻译表达出来。考虑到篇幅，翻译表达问题，请参看拙文《藏汉大辞典的词语翻译》(载《翻译研究论文集》(2)，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这里不再赘述。

技术性工作

对于《藏汉》来说，抓好技术性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一环，绝对不能忽视，否则，同样会影响辞典的质量。技术性工作繁重而又琐碎，不耐心细致、认真负责，是做不好的。

《藏汉》的技术性工作，总的说来有：词目的音序排列、各种词目正副条的照应、异体字正副条的照应、同义词相互间的照应、词的全称和缩写、简称的相互照应、参见条的相互照应、梵文转写的统一、汉文简化字和异体字的统一、汉文标点符号使用的一致、藏文符号使用的一致、汉译人名地名的统一、学科词目译文的规范统一等等。这些都是编写体例的一部分，不仅编写人员要认真掌握，而且还要指定专人负责，逐项检查，防止疏漏，纠正差错。

从辞典工艺学的角度来看，编写大型辞典是一项大工程，施工前先要有个施工蓝图——编写体例。体例是否完全切实可行，还得通过实践来检验。随着《藏汉》编写工作的全面开展，必然会发现原有编写体例的不完善处，这时就要及时进行必要的修订和调整，不然就会妨碍施工计划，出现辞典内容不协调、不一致的现象。而调整体例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给技术工作带来更大的工作量，因而又不能不审慎从事。

几年来，《藏汉》对原有体例，先后进行过三次调整，内容大都是技术性的，其中变动最多的要算对数目词的调整。这一类的调整为数颇多，虽说费时费力，但对提高《藏汉》的实用性和科学性来说，是有帮助的。

校对是书刊出版工作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是把好《藏汉》质量关的最后一道工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校对是编纂工作的继续。

照规定，书稿发排前必须做到“齐、清、定”，一次发完。《藏汉》在“清”字方面做得较好，原稿字迹清晰，工整醒目，易于辨认，受到工人同志的好评。“定”字方面，因为是分批发稿，前后关联照应不够，技术性工作还不理想。《藏汉》发排前虽然经过多道工序，除了技术性问题外，有些问题只有在校对时特别是在看清样时才能发现，才能暴露，以至在长条样上做了些增删改动，甚至有推行倒版的现象，给工人同志带来麻烦，作为教训应该吸取。

总之，编纂人员自始至终参加长条和拼版样的校对，亲自动手，修漏补缺，勘改差错，消灭“硬伤”(政治性差错和常识性差错)和技术性差错是完全必要的。分批发稿的作法则应力求避免。

春蚕炬烛精神

编辑辞书特别是大型辞书是项平凡的、默默无闻的工作，长年累月与卡片资料打交道，反反复复，零零碎碎，有做不完的事情，精力和时间花费不少，成绩却不明显。为了解释一个词，配置一个恰当的例词、例句往往要翻阅许多资料，一个问题没有落实，老是反复考虑放心不下，甚至食不甘味，睡不安枕，十分恼人，而一旦得到解决，则重负立释，豁然开朗。斯时的心情似乎只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几句描写才能表达，虽然不如五柳先生那样“欣然忘食”，却也感到别有一番乐趣。

辞书是解疑释惑的工具，是人类文化科学知识的载体，一部好辞书所发挥的社会效益是难以估量的。编辑辞书是语言和多种学科知识的综合体现，是辞书编辑知识的具体运用，是一项相当复杂的科学工作。要做一个合格的辞书编辑，我认为首先应该具备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有较好的语文基础，喜欢读书，具有钻研精神，有一定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其次，要有一颗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献身的赤诚之心，工作任劳任怨，自甘寂寞，不慕名利，不求闻达，下定决心坐冷板凳，一竿子插到底，积以时日，定会做出成绩。《藏汉》主编张怡荪教授、副主编祝维翰先生编纂《藏汉》数十年如一日，历尽艰辛，不移初衷，是我们最好的学习榜样。因此，没有强烈的事业心，没有春蚕炬烛精神是做不好辞典工作的。

最后，以一首小诗作为本文的结尾：

《藏汉大辞典》，煌煌巨制篇，

收释词和语，更具百科兼。

成书风雨路，跋涉历多年，

既有学者助，尤凭初志坚。

问世无几时，一版复再版，

读者藏学界，交口予以赞。

源远流且长，雪域文化灿，

此书缺失处，尚待补续编。

《词典学论文选集》，第162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