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筚路蓝缕70载 | 忆著名藏学家刘立千

拓荒者刘立千 | 老骥伏枥思万里,期颐之年成圆满

张德海


刘立千先生是中国著名藏学家,原民族出版社藏文编译室副主任、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2008年 2月 8 日,立千先生逝世于成都。我与立千先生因工作关系得以相识,他的才学、人格和品德令人深深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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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千先生(1910 - 2008)


1910 年 3 月,刘立千出生于四川省德阳县孝泉镇。他 6 岁丧父,虽然家族过去是大户,但是到了他们这一代,生活已是万般艰难,弟兄三人靠母亲昼纺夜织来维持生计。1922 年,刘立千小学毕业后,家中实在无力供他读书,有人劝他去学徒。但是母亲认为学徒没有出息,不能光宗耀祖,于是便将他送到其堂叔刘功甫办的私塾去学四书五经。刘功甫是个晚清的老秀才,满腹经纶,对于这个从小就聪慧异常的侄子,老先生更是喜欢,对他严格要求,将自己的学问全部传授给刘立千。在此期间,其姑父张镜堂(武秀才)常来过往,在他们的熏陶教育下,刘立千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1929 年,刘立千求学心切,放弃家中的店铺,只身来到成都,进入瀛寰中学。当时的四川,军阀连年混战,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对此,刘立千百思不得其解,只得在书中寻找答案。因为寄宿的地方离成都大学很近,他就成了成都大学图书馆的常客。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特别是新文学运动的作品(如创造社、新月派的小说)及冀泊桑和左拉的小说等。


1930 年冬天,刘立千考入重庆平民银行。然而,银行界腐化堕落,公务之余,那些职员们只知花天酒地。对于这些情景,刘立千厌恶至极,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久而久之,上峰和同事们认为他不谙世事,不懂“人情”,纷纷排挤他。在此期间,刘立千认识了两位佛学先生潘镜心和黄钦哉,后经常去重庆长安寺听和尚讲经,并皈依了能海法师。(刘立千从能海法师那里得知西藏佛学独具特色,当时也有诺拉活佛、多吉格西等藏族高僧来内地宏传藏密,但因缺少翻译人才,语言隔阂,学法听经遇到困难,于是便决心入藏学习藏语文,从此与藏学结下不解之缘。-- 此段摘自杜永彬《藏学耆宿刘立千》一文)。


1933年,刘立千辞去银行工作。1934年春,经过长途跋涉,他到达了当时偏处一隅的西康康定。经人介绍,刘立千认识了著名学者谢国安先生(藏名多吉卓巴,甘孜人),在其门下学习藏文。(在基本掌握了藏语文后,刘立千在康定地方遍访藏传佛教各教派的高僧,学习宁玛、萨迦、格鲁各派教法,不仅掌握了丰富的佛教知识,藏语文水平也因此得到更大的提高。   -- 此段摘自尼玛嘉措撰文《拓荒:四位大师开启康藏研究之门——甘孜行纪之五》)


求学的道路是坎坷的,1935年红军长征路过西康,盘踞在西康的军阀成了惊弓之鸟,他们怀疑在寺院里学经的刘立千是共产党的探子,遂抓去拷问。后来在谢国安的保释下,刘立千才被释放。谢国安看出这个年轻人是个可塑之才,决定将自己的满腹学问教授给他。刘立千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国学水平,与谢先生共同翻译藏学著作。在此期间,刘立千认识了谢国安的爱女谢健君女士,并和她产生了纯真的爱情。此后,两人结为夫妻,共同生活了近70年。


1936年,刘立千作为根桑活佛的翻译,离开康定到成都、长沙等地传授宁玛派教法,后回康定国立师范学校教书。1945年,著名藏学家、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副所长李安宅聘请谢国安去工作,并邀请刘立千同去。那时,刘立千已经回到老家孝泉,并用自己多年的积蓄购置了田产,打算就此回归田园。李安宅的邀请使他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他想,自己才30多岁,不能就这样清闲下去。况且单纯搞学术研究与世无争,又可以以著作问世,符合古人“立言”的遗训,于是便与谢国安一同到了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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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宅、任乃强、刘立千在一起


刘立千与自己的恩师在这样一个学术气氛浓厚的部门工作,如鱼得水。在此期间,他们先后编译了《续藏史鉴》、《印藏佛教史》(当时即出版)、《西藏政教史鉴》、《宗教源流》、《格萨尔王传》、《玛巴传》、《米拉日巴传》、《密宗研究》、《西藏大事年表》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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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千先生与谢国安先生在拉萨罗布林卡(1952)


1949 年冬天,成都解放。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使刘立千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产生了敬佩与信任的心理,他认为是共产党为中国带来了光明,使民族有了希望。入川不久,党中央提出了进军西藏的号召。当时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派人到华大联系,寻找懂得藏语和藏族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学者同行入藏。出于报效祖国和对共产党知人善任的感念,谢国安与刘立千同时报名参军。刘立千参军后就被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于1950年1月参加进藏行动,并先后在十八军司令部、中共西藏工委统战部、宣传部、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等部门任职。1953年4月,刘立千任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任副科长,他领导同志们及时编写出供部队干部、战士使用的藏语词汇等书。接触过他的同志们都感到立千先生不但学识渊博,而且为人非常谦逊和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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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千先生与藏族学者在天津(20世纪50年代)


1956年6月,刘立千调任中央民委翻译局藏文处副处长。1958年5月任民族出版社藏文室副主任,1974年离休。在民族出版社,刘立千长期从事藏文翻译和藏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古藏文和藏传佛教、藏族历史研究有着很高的造诣,是国内外公认的权威学者。几十年中,他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和译著,其主要著作有《续藏史鉴》、《西藏王臣记》、《西藏王统记》、《印藏佛教史》、《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土观宗派源流》、《西藏宗教史鉴》、《西藏密宗之研究》、《西藏大事年表》、《米拉日巴传》、《大圆满禅定休息》、《大圆满虚幻休息》、《卫藏道场胜迹志》等。这些著作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直至今日,仍然是藏学研究者和藏学爱好者登堂入室的必备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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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千藏学著译文集》

民族出版社


刘立千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对业务精益求精,在担任民族出版社藏文室副主任期间,主持翻译了《毛泽东选集》等经典著作和大量党和国家的政策文件,翻译编辑了大量的藏文典籍。在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之余,他还在翻译技巧等方面热情地帮助同事,把自己多年的学识传授给年轻一代,是受人尊敬的领导和老前辈。每逢藏文室里新来了同志,立千先生不但在业务上帮助他们,而且还在生活方面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有时候他甚至会将自家的褥子送给新来的年轻人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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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王统记》

刘立千 译注

民族出版社




离休以后,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仍然十分关心民族出版社的改革与发展事业,并且笔耕不辍。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在90高龄时将过去数十年陆续出版过的300余万字的译著重译并加以整理注释,编纂为《刘立千藏学译著文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当时他已临期颐之年,且行动不便,但仍然每天带教学生,撰写文章。直到临终之前,他还在口述有关藏学的论著,即使在半夜醒来,他也唤醒保姆,将自己忽然想到的问题用笔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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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王臣记》

刘立千 译注

民族出版社


刘立千先生品德高尚,时刻想着国家和集体。2008年年初,当他的住房未达标补贴款数万元到账后,他马上将其捐给贫困山区。他在成都的三居室住房,早在1989年就通过成都市公证处公证,无偿捐赠给民族出版社。2006年,他再一次通过公证将其所有的著作、译著、文集的著作权及其稿费无偿捐赠给民族出版社,并留遗嘱将其所捐财资作为对汉藏文翻译事业的奖励基金,专款专用。对自己身后的遗产,除留了一点儿给女儿和侄女外,他也全部捐给了国家和单位。他的高风亮节体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对党和组织的拳拳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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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藏道场胜迹志》

刘立千 译注

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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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日巴传》

刘立千 译

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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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观宗派源流》

刘立千 译注

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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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王传·天界篇》

刘立千 译

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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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

刘立千 著

民族出版社






文字作者:张德海(民族出版社老干部处原处长)

图片来源: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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