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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新疆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石窟，与龟兹石窟、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以及印度的阿旃陀石窟齐名。这里保存有最为丰富的回鹘风格壁画，是世界佛教石窟艺术的瑰宝。』
1982年，柏孜克里克石窟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人们对它所知不多。柏孜克里克石窟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沧桑？因何能与敦煌石窟齐名媲美？中国民族报“道中华”对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爱峰研究员进行了专访。
记者：柏孜克里克石窟始凿于南北朝后期，经历了唐、五代、宋、元长达7个世纪的漫长岁月。请您介绍一下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基本历史。
陈爱峰：柏孜克里克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高昌区胜金乡木日吐村南约3公里的火焰山木头沟中，散布在沟西岸约1公里范围内的断崖上，西距吐鲁番市区40余公里，南距高昌故城10余公里。1982年，该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设有专门的文物保护管理所进行日常管理、维修保护与学术研究。
▲柏孜克里克石窟位置示意图。（吐鲁番学研究院 供图）柏孜克里克是后来的名字，源于维吾尔语，意为“美丽的装饰”。石窟始凿于麴氏高昌国（499－640年）。唐西州时期，该石窟发展成为著名的石窟寺，称“宁戎寺”或“宁戎窟寺”。这个名字源于附近的宁戎古城，宁戎古城在高昌国时期已经出现，唐朝时降为宁戎乡。第69窟的千佛像色彩艳丽，造型端正典雅，虽然历经千年，依然保留着盛唐气韵。840年，回鹘汗国被黠戛斯攻破，回鹘人除一部分迁入内地同汉人融合外，其中一支迁往吐鲁番盆地和今天的吉木萨尔地区，于866年建立了高昌回鹘国。高昌回鹘继承了唐代西州的一整套行政管理体制，并将柏孜克里克石窟作为王家寺院，沿用唐朝时期的“宁戎寺”称号，新修和重建了洞窟，并绘制了大量精美的壁画。回鹘是维吾尔族先民，其主体是隋唐时期的回纥人，744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受唐朝册封。788年，回纥上书唐朝，自请改为“回鹘”。宋代，高昌回鹘尊宋朝为舅，自称西州外甥，经常赴中原朝贡。这一时期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深受中原画风的影响，中原新翻译的佛经也极大丰富了绘画的题材与内容。13世纪初，高昌回鹘在西域诸国中率先归顺蒙元，藏传佛教开始传入吐鲁番。13世纪末，高昌回鹘王室东迁甘肃永昌，柏孜克里克石窟衰落为民间寺院。柏孜克里克石窟共有83个洞窟，有壁画的洞窟有40余个。这些带有壁画的洞窟，90%以上都属于高昌回鹘时期。15世纪中叶，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柏孜克里克石窟在战争中遭到破坏。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国的探险家纷纷来到吐鲁番，以考古为名，掠夺了大量的壁画和文物，柏孜克里克石窟更加满目疮痍。例如，第20窟原来有15铺本行经变画，每铺画高3米有余，宽2米左右，全被德国探险家盗割而走；第15窟同样题材的壁画，被上述四国的探险家轮番劫掠，现在分别收藏在德国、俄罗斯、日本、印度、韩国等国家的博物馆中。如此精美的巨幅画作流落他乡，令人扼腕叹息。
▲第20窟回鹘公主供养像。（吐鲁番学研究院 供图）
记者：柏孜克里克石窟与国内的其他石窟相比，有哪些异同？最大的特色是什么？陈爱峰：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柏孜克里克石窟作为丝绸之路新疆段重点文物保护项目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柏孜克里克石窟，与西部的龟兹石窟不一样，和东部的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也不一样。龟兹石窟的壁画以西域的龟兹画风为特色，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的造像以中原画风为主导，而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壁画则以回鹘风格独树一帜，而这种回鹘风格是融汇了龟兹与中原画风形成的。从内容上来看，柏孜克里克石窟承袭了龟兹的誓愿画这一题材，并将其发扬光大，场面更加宏大，装饰更加繁复；从绘画技艺来看，菩萨与世俗人物的面相丰满圆润，端庄典雅，具有典型的唐风意蕴。中原新翻译的佛经，很快成为回鹘绘制壁画的底本，如柏孜克里克第17窟就是根据印度高僧天息灾在汴京（今河南开封）新译的佛经而绘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柏孜克里克石窟本身就是石窟艺术“东传西渐”的一个地理节点。13世纪藏传佛教传入之后，柏孜克里克石窟又出现了藏传佛教风格。例如，第29窟的壁画有四臂观音，这是典型的藏传佛教风格。石窟的下层还修建了藏式佛塔。
▲第21窟金刚力士像。（吐鲁番学研究院 供图）
记者：柏孜克里克石窟融合了多民族文化风格，您认为原因是什么？陈爱峰：我觉得有两个重要因素需要重点考虑，一是地理因素，二是历史因素。吐鲁番曾是丝绸之路东西交通的重要枢纽，伴随着经贸往来，多元文化在此交流融合。自秦汉以来，吐鲁番既受中国中原王朝管辖，也受中国北方草原民族影响。例如，吐鲁番交河故城沟北墓地出土的遗物和习俗一方面呈现中原文化印记，同时也受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吐鲁番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车师、匈奴、汉、粟特、柔然、突厥等很多民族在这里汇合，这里就像一个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各个不同的民族在这里定居，把他们各自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艺术带进来。吐鲁番的历史也正是诸多民族共同开发建设的历史。柏孜克里克石窟融合多民族文化风格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地理与历史双重背景。
▲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粟特文摩尼教经卷。（吐鲁番学研究院 供图）
记者：柏孜克里克石窟还有那些考古发现？具有怎样的学术价值？
陈爱峰：正是在多元文化影响和多民族共同开发的背景下，才有了柏孜克里克石窟。这一石窟为研究古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及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文物资料。除外国掠夺的大量壁画和文物外，1980年至1981年，吐鲁番考古工作者对柏孜克里克石窟进行了发掘清理，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佛塑像、丝织品与纸制品绘画、木构件等。尤其是出土的800余件文书内容极其丰富，包括汉文、回鹘文、粟特文、西夏文和婆罗谜文，既有佛教、摩尼教、道教的宗教文书，也有儒家典籍、史籍和官私文书等。这些内容丰富、题材多样的壁画以及多语种的文书，对研究吐鲁番乃至整个新疆历史、文化、宗教、艺术的发展变化很有价值。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所呈现的多民族风格以及石窟所出土的多民族文化遗存，充分表明历史上的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的地区。透过柏孜克里克石窟的考古发现，有助于还原真实的历史。
▲柏孜克里克石窟外景。（吐鲁番学研究院 供图）
受访者简介：
陈爱峰，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一批有突出贡献专家，敦煌研究院人文部特聘研究员。主持过多项国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研究课题，已出版6部专著，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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