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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建筑文化，既有物质形态的多元，更有精神内涵的一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典范。
在世代生息营造的历史过程中，各族人民累积了丰富的建造经验，涌现出众多能工巧匠。充满智慧的建筑形式，朴素深广的建筑哲理，臻于完备的营造制度，种类多样的装饰艺术，独特的木作、砖石瓦作等建造技艺，熔多民族传统文化于一炉，汇各地建筑精粹于一体。
中华大地上的建筑文化具有延续性和一致性。世界古代三大建筑体系中，唯有中国建筑体系首尾相贯、一脉相承，延续了3000余年。中华文化的刚柔相济、虚实相生、情理相依、礼乐相和，在建筑形态上反映为宏观平衡的规划思想、秩序明晰的形制法式、节奏协调的群体构成、以人为本的空间尺度、寓意深远的象征符号、师法自然的园林形式等，呈现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特征。历史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使中华建筑文化呈现多元共融之势。自秦汉以来，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各民族来往愈加频繁，通过地理空间的互嵌，逐渐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和分布形态，各民族建筑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汉族合院、藏族碉房、维吾尔族阿以旺、蒙古族毡包、侗族鼓楼等，都体现了建造方式与建筑风貌的丰富多元。
“土木共济”的建造体系。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气候条件悬殊，地方性建造材料各不相同，建筑在空间地理上自然分化为土、木两大体系。穴居，体现了黄河流域的“土”文化特征，是黄土高原的主要民居类型；巢居，体现了长江流域的“水”文化特征，干栏式建筑最早出现于河姆渡遗址，是我国南方群众的主要居住方式。
中华文明初期，穴居在由地下到地上的演进过程中，与长江流域的木构技术产生了双向的文化交流与渗透，形成了土木共济的建造体系。夯土、木构相结合的“茅茨土阶”构筑方式，既用于百姓的居所，也见于考古所发现的夏都二里头宫殿等重大建筑。春秋至秦汉，不仅秦咸阳宫、汉未央宫形制恢宏，楼阁台榭夯土高筑，见于后世的木构体系特征也已成型，包括抬梁、穿斗、井干三种木构形式，庑殿、歇山、悬山等屋顶样式。
▲敦煌。（图片来源：国家民委微信公众号）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建筑文化在民族大融合中交流汇集并得以显现。比如，佛教建筑中的寺院融入祠庙和宅邸，佛塔融入楼阁，经幢融入阙、表；汉族席地跪坐的起居方式逐渐改为垂足而坐，建筑内部的高度随之升高；观念上不再“度堂以筵，度室以几”，而是改用“间”作为室内空间的度量单位。自明代起，夏鲁寺、大昭寺等汉藏合璧建筑风格，在中原地区传播。在宋代制度化、典章化的基础上，清代的木构体系呈现更多的工巧意味。“就地取材”的地方风貌。“因天材，就地利”，中华大地盛产土、木、石、竹等多种建筑材料，就地取材无疑是最合理的建造方式，形成根植于地域风土的建筑风貌，实现建筑与自然的有机统一。黄河中游一带在历史上气候暖湿，森林茂密，地面又覆有厚重的黄土。如此自然和地质条件，孕育了地穴、半地穴、地上木构的建筑形式，木材也成为中国自古以来的主流建造材料。各地在沿用木结构建筑支撑体系的同时，围护墙体就地取材、不拘一格。西南地区常用竹编夹泥墙，东北地区习用谷草拉哈墙，西北地区取生土砌筑土坯墙，中原地区以粘土烧制青砖墙。同时，中华大地上还有各地域、各民族的多元建筑风貌作为补充。陕北地区层层叠叠、依山沿沟的靠崖窑洞群，河南地区星罗棋布、虚实相间的地坑院群，冬暖夏凉、节地节材，或隐于梁峁沟壑，或没于土塬之下。傣、景颇、德昂等民族的竹楼，是多竹地区仿照木构干栏式建筑而形成，木楼板、竹笆墙、茅草顶，通透轻盈，灵秀多姿。彝族的土掌房厚墙平顶，高低错落、朴实优美。石砌建筑中，布依族用片石、毛石铺设屋面、砌筑墙体，藏族、羌族以石块构筑碉房。此外，还有游牧民族“穹庐为室毡为墙”的移居建筑传统。就地取材，构成了中华建筑文化的诸多分支，形成了中华大地以木结构建筑为主体、多种地方形态并存的建造文化体系。
▲从上至下依次为：汉族合院、藏族碉房、维吾尔族阿以旺、蒙古族毡包、侗族鼓楼。（图片来源：国家民委微信公众号）
“制器尚象”的营造技艺。“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是杜牧笔下美轮美奂的阿房宫。中华建筑体系之所以独立于世界之林，正是因其技、艺合蕴一身的建筑形象。《周易·系辞》提出“以制器者尚其象”这一中国传统设计思想，“见物而起意象，触类而长之”则揭示了传统营造技艺中一个至为重要的观念：“先有象而后制器”。中华建筑之华章璀璨，正得益于掌握此理。“象”，统指天地间万物之形象及其物性，譬如上古有巢氏观鸟巢之象，因而教民巢居。《周易·系辞》列举了许多由象及物建造宫室的例子。周公作明堂，上圆以象天、下方以法地，体现了天圆地方的观念意识；中国古典建筑中屋顶、梁柱、台基三部分，应对了天、人、地的自然之象；建筑开间数量和尺寸多为奇数，隐喻了以奇数代表天之阳性；宫室建筑形象“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描摹了中国建筑的翼角如飞鸟展翅之势等。“制器尚象”，指引了中华传统建筑数千年的设计思想与美学意向。“制器尚象”对于建筑营造的影响，同时也体现在基于术数体系的技术实践上。古代工匠通过这一知识体系，确立了数、象、方位之间的图式关联。凭借“制器尚象”所承载的思想观念和技术实践，传统营造的技艺文明代代相传，中华建筑的成就辉煌绚烂。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中华民族对天象的把握和对天人关系的揣度始于新石器时代。建筑的象征性是在建筑的功用、制度之外，以形喻意的表达。如河图洛书、八卦九宫风水图等与营造活动的结合，便是中华民族对建筑与天地环境整体认知的亘古记忆和理想寄托。
“天人合一”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自然观，表达了自农耕文明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重要命题。明堂辟雍、宗庙陵墓等重要的礼祀建筑，天圆地方、位致中和、中轴对称、序列方位，塑造了传统建筑精神世界的时空结构。北京四合院、徽州民居等日常居住建筑，以“堂”为中心，堂前院落或天井，既是人们体察四季寒暑、观睨昼夜变化的重要窗口，也体现了天地、宅、人三者“人宅相扶，感通天地”的和合秩序。“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现于建筑选址、布局、形制、用材、建造等各个方面。通过天人合一的整合观念、避凶趋吉的心理追求、藏风聚气的理想模式、山水如画的景观意向，中华大地上的建筑聚落与天地自然有机融合。“因地制宜”的环境意识。“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生养万物，万物和谐相处。中华文明对“生”的感知博大精深，对生命的广义理解，对自然的亲和态度，也是中华建筑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华民族自古就认识到天时、地利与生产、生活的密切关系，在建筑文化中则反映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因天地制宜的环境意识。先民早在商周时期就从“相土尝水”中，总结出“土会法、土宜法、土圭法”等成套经验。《诗经》记载有周人首领公刘率众“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开疆辟土、迁徙定居的故事。勘察山川形势、水土之宜，是千百年来人们选择城址、营建村庄、起造房屋时沿袭不变的环境理念。因地制宜，不仅渗透于城市、聚落、建筑的营造思想，古典园林更是秉持“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法则，在选择环境、利用环境、与环境共生等方面达至很高的境界。“家国同构”的伦理秩序。随着周礼的制定和成书，建筑制度也被纳入“礼乐”范畴，成为仪度化的重要表现。中国建筑以“间”为基本单位，进而拓展“院落”为单元，从纵、横两个轴线上形成组群建筑关系，再以街巷为界，组成里坊、厢坊或街坊，进而聚合形成城市，多个城市组构形成国家。家国同构，体现了“家庭、家族、国家”从血缘到地缘、礼制建筑与礼制社会的结构特征。
从源流上看，城市或乡村，小到一院一落，大到一坊一城，都是对宗法制度的空间再现。当然，随着历史发展、时代变迁，曾经讲究规制的空间形态、因循礼制的人伦秩序，未能束缚中华儿女的生活理想与浪漫情怀。各民族建筑中，黎族船形屋活泼的建筑姿态、侗族风雨廊桥柔曲的建筑形体、白族三坊一照壁明丽的装饰色彩，展现出中华大地上人居环境的有张有弛、重理容情，雅俗各得其所。
（原文于2022年4月15日刊发在《中国民族报》，内容有删减。作者张彤系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闵天怡系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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