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提到的“苏哈尔”号万里远航，见证中国与阿拉伯传承千年的友谊

来源：道中华

　　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有一篇叫《辛巴达航海历险记》的故事，记叙了阿拉伯冒险家辛巴达七次航海旅行的惊险经历。第七次，辛巴达从阿拉伯远航到中国，当船只一帆风顺地到达中国境内时，突然间飓风迎着船头刮来，大雨倾盆而下，辛巴达抓住一块破船板，漂流到一个荒岛上。于是他收集木头、树枝和干草，做成一只木船，最终划行到一座建筑美丽、人烟稠密的大城市，这便是海上丝绸之路上长盛不衰的东方大港——广州。

　　辛巴达航海历险的故事内容新奇，情节惊险，但它所描述的故事并非完全虚构和无稽之谈，辛巴达的原型便是公元8世纪的阿拉伯航海家奥贝德。

　　1200多年后的2022年12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沙特阿拉伯之际，在沙特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中，就提到了这段精彩的故事。

友好往来，千年古舟重飞渡

　　公元8世纪，出生在阿曼历史古城苏哈尔的著名航海家奥贝德，驾驶着木帆船从阿拉伯重要商埠苏哈尔港出发，向万里之遥的中国进发，航行到了广州。当时的中国正值唐玄宗时期，以开放、自信、富强的面貌欢迎世界各地各民族的客人。商船给中国带来了亚麻、棉花、羊毛、金属制品、乳香等阿拉伯特产，向阿拉伯运回了中国丝绸、陶瓷、樟脑、麝香和食用香料。这艘没有任何机械动力设备和罗盘仪的20多米长双桅木帆船，全靠海风作动力、观星来导航，从遥远的阿拉伯劈波斩浪来到中国，成为中阿历史交往中的一段佳话。

▲阿曼人采集乳香。乳香作为香水和万灵丹使用已经有6000年历史。
在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第11节有记载，耶稣出生的时候，东方三博士给送去了乳香、没药和黄金，那个时候乳香真是贵如黄金。（王恩山 供图）

　　为表达与中国的友好情谊，也为了纪念本国古代这位著名的航海家，1978年，阿曼人根据文献记载，历时半年多精心仿造了“苏哈尔”号大木船。船身长26米，宽6米，主桅杆高22米。为了还原千年之前古阿拉伯人的造船方法，“苏哈尔”号采用了麻栗木、椰子木为原材料的板材，用手工搓成的椰子绳将一块块木板绑紧穿牢，缝隙处则用椰子皮和橄榄糖泥填紧。尽管原材料简单，但这种凝聚了千年前古人智慧结晶的船型设计却具有严谨的结构和强大的抗风浪能力。1980年11月，“苏哈尔”号由阿曼水手驾驶，穿越阿拉伯海、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沿古代阿拉伯航海家开辟的航路前往中国，航行近6000海里，于次年7月抵达广州。为了纪念两国的友好交往，中国在广州珠江边建立了“苏哈尔”号帆船纪念碑，阿曼则最终将“苏哈尔”号木船停放在布斯坦宫酒店门前供游人参观。

▲陈列在阿曼布斯坦宫酒店门前的造于1978年的仿制“苏哈尔”号大木船。（王恩山 供图）

▲伫立在广州珠江边洲头咀公园的“苏哈尔”号帆船纪念碑。（王恩山 供图）

　　古船之所以被命名为“苏哈尔”号，是用于纪念历史悠久的贸易港苏哈尔城，这里曾一度是阿曼最繁华的城市，也是去远东船只的始发港和返航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法国考察队曾在苏哈尔老城堡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中国晚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古瓷器、陶罐碎片以及各种古代钱币。现今阿曼国家博物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仍珍藏着我国宋代的瓷碗和当年的乳香，这些考古遗迹无言地再现着当年中国与阿拉伯往来的盛况。这种以文明对话和商业贸易为基本形态的文化交流方式，从公元7世纪一直持续到现代，奠定了中阿之间历史关系的基础，并且成为当代中阿交往的历史参照。

“凿空”西域，连通中西共繁荣

　　历史上，中阿交往的源头可上溯至两千年前的古丝绸之路，民间交往和官方交往互为促进。《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中均出现了对于“条支”的记载。所谓“条支”，就是波斯人称阿拉伯人“Tazi”的译音，到了唐代，渐渐又演变为“大食”的叫法。

　　西汉时期，张骞奉命先后于公元前139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陆续开辟了中国通往中亚和西亚的古商道，这便是后来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张骞“凿空”西域后，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釉陶等商品，特别是丝绸，大量西运，西亚、中亚各地商品也不断销往中国，形成丝绸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景象。

　　东汉时期，班超在明帝执政年间受遣再度出使西域，重新打通西域通道，并于公元97年，派得力干将甘英从陆路经中亚的阿拉伯等地到大秦（即罗马帝国）访问。甘英之行是迄今发现的古代中国政府使者远行阿拉伯的最早记录。

▲阿拉伯帝国全盛时期图。（王恩山 供图）

　　在交通闭塞的古代社会，大批的“条支人”不畏山高水险陆续来华经商。大食商人或骑乘骆驼，穿过灼热的沙漠，沿“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到我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或驾驶木船，穿海峡斗激流、过险滩，沿“香料之路”到我国当时的沿海商埠泉州、广州、扬州等地。这些中阿贸易的开拓者，带着名贵的象牙、犀角、宝石、香料和药材而来，又满载我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踏上归途，成为民族友谊的传播者。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道”的开通，为后代中国同阿拉伯各地更频繁更广泛的交往铺平了道路。

跨山越海，文明互鉴新纪元

　　到了唐代，先知穆罕默德十分赞赏蓬勃发展的中华文化，他在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中留下圣训：“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穆罕默德的热情鼓励，使阿拉伯人来华更趋踊跃，他们或经商、或旅游、或充任外交使节，使中阿民族间的友好交往盛况空前。从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国第三任哈里发（当时阿拉伯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奥斯曼正式与唐朝建立邦交，到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这148年间，大食派遣驻华使节多达三十多次。

▲唐代海上交通图。（王恩山 供图）

　　而元代大航海家汪大渊的两次远航，则是从中国的另一个大港——泉州出发。泉州在西方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中，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两大海港”。汪大渊的航程穿越阿拉伯海、波斯湾、亚丁湾、红海，所到之处包括埃及、摩洛哥、苏丹、索马里等。他撰写的《岛夷志略》，成为详细记录14世纪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诸领域交往情况的最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中国遣使远洋航行，密切中阿友谊，规模最大的即是有名的“郑和下西洋”了。1405年起，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带着建立明朝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展开通商贸易的使命，率领船队先后出使航行7次，最后一支船队于1433年回国，前后跨时二十八年。前3次，船队仅到达印度半岛，从第4次开始，船队远行至西亚和非洲，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城麦加（今沙特阿拉伯境内）。郑和下西洋的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和巩珍，后来分别撰写了有助国人更深入了解阿拉伯文化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蕃国志》三部书，细致地描绘了其在阿拉伯地区的见闻，包括对克尔白天房和朝觐教法的描写等，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与西方冒险家对所到之地进行掠夺式入侵、开辟殖民地、掠夺资源的行径不同，郑和船队率百余艘船西行，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始至终致力于促进中国人民同阿拉伯人民相互了解、加强双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船队访问过的国家纷纷派员回访，从而促使了各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扬光大。在阿拉伯文化传到中国的同时，中国的造纸术、针灸学、经络学、炼丹术、临床医学经验也源源不断地输入阿拉伯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其影响从阿拉伯、波斯传向欧洲，促进了欧洲近代文明的到来，并由此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丝绸之路之所以繁茂，是因为中阿之间不仅仅只有丝绸、茶、香料等生活用品的贸易，还有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等四大发明的传播，中阿在这种和谐共享、互通有无的文明交往中不断发展繁荣。

战略互信，千年篇章焕新颜

　　新中国成立后，中阿文明交往进入新的繁荣发展阶段。从1956年5月30日与埃及建交起，到1990年7月21日与沙特建交止，中国同所有阿盟22个成员国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赢得了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人民的信任，为中阿关系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2021年，中阿双向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70亿美元，比10年前增长了2.6倍，经贸和投资再上台阶；沙特延布炼油厂、中埃（及）可再生能源联合实验室、中阿清洁能源培训中心等一系列项目落地，能源合作日益深化；15个阿拉伯国家在当地开设中文院系，13个阿拉伯国家建有20所孔子学院、2个独立孔子课堂，各项人文交流活动积极开展，不断增进民心相通......

　　跨越千年时空，中阿交往的历史沿不朽的丝绸之路铺陈开来；在建交六十余载的岁月里，中阿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大环境中团结守正、合作共赢，树立起友好交往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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