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体清文鉴》| 新中国出版史第一个获国际奖项的辞书
翻开民族出版社的历史，《五体清文鉴》在民族出版社乃至新中国的出版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创造了新中国民族出版史上的多个“第一”：新中国影印出版的第一部古代民族辞书、第一部由多民族专家共同参与发掘整理的辞书、第一部用五种语言对照出版的辞书、第一部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辞书、第一部获得国际奖项的辞书。
《五体清文鉴》
民族出版社
1956年，为了挖掘出版资源，民族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室主任到故宫博物院参观时，发现了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御制五体清文鉴》。凭借专业的学识和眼光，大家一致认为这部辞书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实用价值。辞书之前一直没有刊印过，要发挥该辞书的作用应该公开出版。于是，大家向时任民族出版社社长的萨空了同志提出了影印出版的建议。考虑辞典卷帙浩繁、出版规模大，影印出版不但需要大量经费，而且还涉及文物保护问题，一般人做不了决定，萨空了社长便将此事直接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听了汇报后立即表示支持，并指示：“你们出吧，经费你们先垫支，以后向我报告，我给你们批。”
《五体清文鉴》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许多学术团体发来贺电和信函表示祝贺。新华社将国内外的反响汇集起来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高兴地说：“这事办得很好，应该很好地感谢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们！”
《御制五体清文鉴》是乾隆年间官修的大型语义分类辞书，原书六函、36册，2563页，分为正编、补编，按卷、部、类、则进行编辑。有天、地、君、谕旨、设官、政、礼、乐、大学、武功、人、僧道、奇异、医巫、技艺、居处、产业、火、布帛、衣饰、器皿、营造、船、车轿、食物、杂粮、杂果、草、树木、花、鸟雀、兽、牲畜、鳞甲、虫等共 50 部，收词18000余个。依次列满文词语、藏文译文、蒙文译文、维吾尔译文、汉文译文，在藏文译词、维文译词下都标注满文注音，其中在藏文下标注古音、今音等两种注音，满、蒙、汉文译词下没有注音。宣纸墨笔精写，成书年代在18世纪，未刊刻。
《御制五体清文鉴》，清乾隆年间内府精写本
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网站
这部辞书由清朝乾隆帝亲自组织编纂，编纂完成后只存有三部手抄本，两部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一部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两部中，一部原藏于重华宫，另一部原藏于景阳宫，鲜为世人所知，更没有为大众所用。
《五体清文鉴》内文
民族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影印出版的《五体清文鉴》，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本有所差别：影印时将原书名的“御制”两字略去，在扉页上予以保留。开本缩成16开，将原来的另页改为另面，边框重新描画，去掉了骑缝上的文字，加上了阿拉伯数字页码。总目由每卷前面的分目剪辑而成，原来维吾尔文书名因文法上欠连贯未照印，影印时进行了译写。为方便读者阅读使用，书前有民族出版社的《出版者前言》，书后附录了《有关<五体清文鉴>的一些历史材料》和《一体至五体清文鉴内容比较表》。《五体清文鉴》的影印出版，使其从深宫走向社会，服务各民族读者，发挥了辞书应有的作用。在民族出版事业起步阶段，翻译出版工作少有民族语言工具书可资参考，《五体清文鉴》一时成为各民族翻译、编辑人员重要的案头工具书。萨空了社长曾自豪地说：“我们完成了一件连封建帝王都未能完成的事业！”
莱比锡书籍设计艺术作品金质奖章
1959年，由萨一佛先生设计的《五体清文鉴》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展览结束后主办方将《五体清文鉴》等一批书籍选送参加同年在德国莱比锡举办的国际书籍艺术博览会。以五种语言对照形式诠释18000个词条，广博厚重的文化积淀配以富有中国特色的装帧设计，《五体清文鉴》在向世界展示200多年前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同时，赢得国际出版界的一致好评，与《楚辞集注》等4种中国图书荣获书籍设计艺术作品金质奖章。这是新中国出版界首次在国际上获奖，而《五体清文鉴》是新中国民族出版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部获得国际奖项的图书。这枚金质奖章被誉为民族出版社的“金”字招牌。
《五体清文鉴》中英文对照宣传单
民族出版社1957年影印版书后所附之《有关<五体清文鉴>的一些历史材料》，系时任民族出版社藏文室副主任的黄明信先生所写。黄先生是著名的藏学家，直接参与了《五体清文鉴》的整理、影印工作，对《五体清文鉴》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学界公认黄明信先生之言拉开了《五体清文鉴》研究的序幕。
著名藏学家 黄明信 （1917 - 2017）
黄明信先生认为：“这部书本身没有序言，也没有跋尾，我们在其他的书籍上也未查到有关它的记载，所以成书的年代和著者都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以引用。但是从内容看来，可以肯定它是由1771年完成的满、汉两种文字的《增订清文鉴》发展而来的，仅仅加上蒙、藏两文成为四体，再加维吾尔文成为五体而已。此外还有纯满文的《清文鉴》《满蒙文鉴》和《三体清文鉴》三书，内容与本书虽有出入，但也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叙述一下《清文鉴》《两体清文鉴》《三体清文鉴》和《四体清文鉴》的情况，就大体上可以看出这部《五体清文鉴》的编辑过程方面的一些情况。”
《五体清文鉴》
民族出版社
因民族出版社影印《五体清文鉴》时，将原书名中的“御制”两字略去了，所以，黄明信先生在《有关<五体淸文鉴>的一些历史材料》叙述中，将与《御制五体清文鉴》相关的《御制清文鉴》《御制两体清文鉴》《御制三体清文鉴》和《御制四体清文鉴》中的“御制”两字均略去。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实现大一统的朝代之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影响也日益加深。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发展满族文化、促进民族文化交流，清朝开始编纂各类双语、多语对照辞书。
清朝历代统治者很重视满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提倡“国语骑射”，尤其强调满语文的规范发展， 乾隆皇帝曾提出“骑射我朝根本”“清语尤为本务”。康熙十二年四月（1674年4月），康熙帝谕示翰林院掌院学士傅达礼：“满、汉文义照字翻译可通用者甚多，后生子弟渐生差谬。尔任翰林院，可将满语照汉文《字汇》发明，某字应如何应用，某字当某处用，集成一书，使有益于后学。此书不必太急，宜详慎为之，务期永远可传，方为善也”。傅达礼得旨后着手组织编纂满文辞书。不久傅达礼去世，康熙帝又派马齐、马尔汉等主持编纂。康熙四十七年（1708），一部收词语12000余条280类的满文辞书编纂完成，康熙亲自审定并题名为《清文鉴》。这是清代首部官修的大型单语满语辞典，之后编纂的“清文鉴”系列双语及多语对照辞典《满蒙文鉴》《增订清文鉴》《三体清文鉴》《四体清文鉴》《五体清文鉴》均以此为参照。从《清文鉴》到《五体清文鉴》主要是为满洲人学习满语和其他民族语言使用，同时也为其他民族学习满语提供参考。因此，最初是用满文编写，然后再用其他民族文字翻译。这些辞典均由皇帝敕令编纂，所以，这个时期所编的分类辞典就叫“御制清文鉴”。所谓“两体”“四体”“五体”，指“两种文字”“四种文字”“五种文字”。
木刻艺术家、装帧艺术家
萨一佛先生《五体清文鉴》设计手稿
《五体清文鉴》是清代多民族文化的集萃，也是清代实施“同文之盛”民族政策的有力旁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度和深度，在民族语言文化发展史及民族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五体清文鉴》作为清朝官方编修的分类辞书，在体现清朝统治者民族政策、文化政策的同时，也顺应了多民族国家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一体”到“五体”的编纂的过程，反映了蒙古、汉、藏、维吾尔等民族与清政府关系的演进，显示了多元文化在清朝巩固“满汉联合”“满蒙联盟”政策、加强边疆治理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清文鉴”的编纂不但是规范满语、传承满族文化的有效措施，也促进了清朝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五体清文鉴》所收录词条包罗万象，是清朝满、藏、蒙古、维吾尔等民族语言和汉语言的词库，反映了当时的语言状况和发展水平。其对所收各种语言的词汇标有切音、对音，记录了当时的读音，为后世留存了珍贵的语音资料。多种语言词汇对照，对研究满、藏、蒙古、维吾尔、汉等民族的民族关系和语言的相互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五体清文鉴》使用了当时中国主要的五种语言（有文字的），经各民族学者通力合作，编出了分类精细、内容丰富的旷世巨著，反映了200年前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族关系等面貌，在辞书编纂史上是一个创举。参与编纂的人员，除了史书记载的朝廷官员，还有其他民族学者参与。以维吾尔文编写者为例，其主要来自“回子学”毕业生，其中除了维吾尔族，还有满族和汉族。可以说，《五体清文鉴》是多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清文鉴》将多民族语言文化融于一体，在选词方面，不仅突出了满族语言的精华，还收录了大量汉语北方方言词汇以及满、蒙等借词；在内容方面，无论是选词还是释义，都大量翻译引用了儒家经典的词汇和句子，同时收录了“喇嘛” “经”等藏、梵语言宗教词汇。辞书不但反映了满、藏、蒙古、维吾尔、汉五个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借鉴，还使得多民族文化有了共同的载体和更有效的传承途径。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承载着厚重的文化记忆，蕴含着民族团结进步的智慧和思想内涵。整理、出版《五体清文鉴》并对其内容和成书过程进行研究，让这一反映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古籍活起来、为新时代所用，对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字作者 | 曾晓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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