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三体合璧的古籍，是同文思想的重要物证

来源：道中华

　　在中华民族发展进程和伟大历史实践中，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是共创中华文化的主体，形成厚重坚实的共同的历史基础、绵延不绝的共同的历史传承、生生不息的共同的文化基因、人心所系的共同的精神家园。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承载各民族共同文化记忆的语言文字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各种动力中，最具直观影响力的当属为各民族沟通交流搭建桥梁的翻译工程，为后世留下了凝结历朝历代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翻译著作、合璧图籍等丰富的文化典藏。表面上，历史上编纂的多文种合璧古籍文献仅是将一种语言文字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图册，但实质上其包含着增进各民族彼此间文化、思想上的认同，塑造共同文化记忆，培养共同心理认同的实践路径，是延续一脉相承的同文思想的文化表征。

一脉相承的“同文”思想 

　　“同文”的概念首见于《中庸》，大要如下：“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是谙熟经典的士人并不陌生的语汇，历朝历代解经之作中对此亦不乏诠释。“同文”最直接的含义是规范或统一文字。

元朝作为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开创的“大一统”朝代，为“同文”注入了新的概念，汉文、畏吾体蒙古文、八思巴文乃至波斯文、畏兀儿（回鹘）文的并行被中原士人赞许为“皇朝一代同文之治”，甚至被由宋入元的士人程钜夫称谓“字虽重百译，而文义如出一口”。清朝作为继元朝之后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开创的“大一统”朝代，逐渐继承了元朝这一全新的政治理念，并至乾隆朝达到顶峰。乾隆即位之初为《御制满蒙文鉴》所作的序文中，强调了蒙、藏文字的重要性，并自言将继承父、祖“同文”之遗志。征服回部后，“同文”的范围又扩大至察合台文，高宗在《西域同文志》的御制序中写到，“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是所谓实也，至于文，盖其名耳。实无不同，文则或有殊矣。……实既同，名亦无不同焉，达者契渊源于一是，昧者滞名象于纷殊。”这正是清朝“同文”理念的完整表达，即满、蒙、汉、藏、回文字均有资格与能力承担相同的义理，而作为书写符号的文字的差异并不重要，与四百余年前程钜夫所言若合一契。

《蒙文指要》成书背景

清朝行政文书虽以汉文、满文为主，但亦涵括蒙文、托忒文、藏文等诸多民族文字，其任何一个衙署都离不开文书翻译工作，因此在传达政令或沟通交流过程中，准确而迅捷的翻译尤显重要。

由于早期的满蒙联盟，蒙古文之于清朝的意义自不待言，至少太祖、太宗、圣祖、高宗皆具备蒙文阅读能力，高宗常对其能以蒙古语与蒙古王公交谈而自得。清朝确立对内地的统治后，通过理藩院对蒙古地区进行了有效治理，供职于此的大小官吏必须通晓满蒙两种语言，为此开设了翻译科目考试，为朝廷持续选拔懂得汉语和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官员。这项语言互通措施为清廷统治奠定了一定的人才基础。通过翻译科目考试选取的大量通晓满蒙汉三语的人才供职于清朝统治系统中的各个岗位，有巡抚、都统、笔帖式、中书、翻译庶吉士等，为清廷管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提供了便利。编著者赛尚阿就是通过中翻译举人得到了道光皇帝的重用。

《蒙文指要》作者赛尚阿

　　赛尚阿（1794—1875年），字鹤汀，阿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自幼学习满蒙汉文，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中翻译举人，状元崇绮之父，清穆宗孝哲毅皇后之祖父。其父景辉为嘉庆七年（1802年）翻译举人，历任理藩院王会司主事、典属司员外郎、中宪大夫、光禄大夫、户部尚书、都统等要职。赛尚阿经父亲多年熏陶，精通满蒙汉文的同时学会了公事，受到道光、咸丰二帝重用，历任军机章京、内阁学士、侍郎、尚书、都统、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理藩院尚书、钦差大臣等要职，是身历晚清六朝（乾、嘉、道、咸、同、光）的蒙古族大臣。自道光十二年（1832年）开始充国史馆总校、国史馆副总裁、翻译会试考官、经筵讲官、稽察会四译馆大臣、实录馆总裁等文职，主持编撰过《钦定理藩院则例》、《钦定回疆则例》等政书，撰写过《蒙文指要》、《清文指要》、《蒙文汇书》等作品。

《蒙文指要》成书过程

编纂《蒙文指要》是清代士人对“同文”论述的一次与时俱进的见解。与元代不同的是，清代同文话语的构件，其话语权皆在皇帝，而其所涵括的范围较元代更为广阔，清帝更藉此构筑出一种基于多语言、多文字行政的多族群政治文化。《蒙文指要》虽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刊印成册，但其编纂工作从赛尚阿父亲景辉开始。赛尚阿父亲景辉，在嘉庆年间编纂《蒙文晰义》、《蒙文法程》二书，但尚未刊行就与世长辞。赛尚阿在《蒙文晰义》基础上再增加汉文部分，并增订词语条目，辑成满蒙汉三体合璧词典，把增补后的《蒙文晰义》、《蒙文法程》等与自己所编“便览补遗”、“便览正讹”、“续编讹字”、“便览讹字更定”等汇编成《蒙文指要》。

赛尚阿所编《蒙文指要》既是满蒙汉文翻译词典，又包括满蒙文语音、语法等内容，为清代满蒙文语音、语法、词汇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此部《蒙文指要》四卷四册，内含《蒙文晰义》二卷二册，《蒙文法程》一卷一册，《便览正讹》《便览补遗》合为一册。《蒙文晰义》是满、汉、蒙三体合璧音序词典，《蒙文法程》为满、蒙合璧词典，《便览正讹》是对《三合便览》的订正，《便览补遗》是《三合便览》的增补。《蒙文晰义》是继《三合便览》《蒙古托忒汇集》之后清代第三部蒙古文音序词典。赛尚阿把增补后的《蒙文晰义》、《蒙文法程》等与自己所编的“便览补遗”、“便览正讹”、等汇编成《蒙文指要》，于道光二十八年刊印成册。“便览补遗”、“便览正讹”是赛尚阿以《御制四体清文鉴》、《御制满蒙文鉴》、《御制清文鉴》等分类词典为依据，对敬斋所编《三合便览》进行修改、考证、补充而成。

结 语

清廷如何维系对广袤、多元族群的有效统治这一问题，毫无疑问“大一统”和“同文”是其应有前提。编纂合璧图籍便是各族群及其文化（文字为其表征）相对平等地共存于同一政治权力治理下的体现，是各族群共融于“文异理一”的多语文行政体系的具体实践。三体合璧古籍《蒙文指要》是一部记录清代汉族、满族、蒙古族间文化交流、思想融合的重要文献资料，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灿烂文化”的实物见证。

同文理念对疆域辽阔、族群众多的清朝起到了黏合作用，促使汉、满、蒙、回、藏文在同一行政体系内可以基本互通无碍，各语文背后的族群及其文化因素都共同承认清帝统治的正当性，以此为前提，清廷治下的各族群逐渐走向了更为积极主动地融合共进的历史进程。相比于前朝历代，清廷的同文理念更能相对平等地看待各族群及其文化，并以“因俗治之”的形式体现于政治实践中。清代多语文政治文化的成立与发展赖于同文理念治下的彼此认同与融合，论证了多族群、多语文政治体系和治理体系的合理性和正统性，为后世中华各族间促进文化交流，增进彼此认同，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奠定了语言互通的历史基础。

（阿如汗，系民族文化宫图书馆综合部主任、馆员。文中图片均由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