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章太炎为何强调应“以百姓心为心”？

来源：道中华

　　章太炎是革命党人，也是研究中国传统的大家，很多著名学者诸如黄侃、鲁迅、钱玄同等都对他执弟子礼。章太炎强调基于中国历史与现实来思考制度建设与法律建设，避免食洋不化而与中国实际脱节。他着重汲取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平等与公平的历史遗产，体现“以百姓之心为心”，希望中国文化传统能在世变之下凝聚中国人的政治认同。对于这些问题，“道中华”对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锐进行了专访。

▲章太炎。（图片来源：中新网）

记者：您在《革命儒生：章太炎传》一书花了不少篇幅谈章太炎的政治主张与实践，章太炎在清末民初是如何思考中国政治与制度建设的？这与中华文明流变有何关系？

▲《革命儒生：章太炎传》。（王锐 供图）

王锐：在清末民初的历史语境下，章太炎必须直面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矛盾，这是他思考政治问题的起点。他的很多思考以政治论战的形式表现出来，既包括与立宪派之间的论战，也包括与革命阵营内部不同意见的论战。

章太炎在清末民初的政治思想，强调要根据中国历史与现实状况来思考制度建设与法律建设，避免食洋不化、流于空想而与中国实际脱节。基于中国历史与现实，他并非在做大而无当的表态，而是着重汲取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重视平等与公平的历史遗产。

1906年以后，章太炎通过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的交往，观察日本社会状况，认为中国的政治设计应该保障平民利益，尤其是避免当时豪强与权贵将自己的特权以新形式合法化，用国家权力为特权背书，形成对普通民众的新式剥削。他认为清末革命的特征之一应是“平民革命”，除了推翻君主制，还要改造过去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具有等级性与特权色彩的绅权。总的来说，章太炎在清末的政治主张，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恢廓民权”，是“抑官吏，伸齐民”，是“抑富强，振贫弱”。

▲辛亥革命纪念展览。（图片来源：辛亥革命博物馆）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认为中国面临极为险峻的外部环境，列强企图侵略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明显。因此，他强调新政权应做到“巩固国权”。章太炎一度与清廷旧官吏走得比较近，认为后者的政治经验能够帮助新政权 “巩固国权”。但是，身陷民初政治旋涡的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所托非人。出身旧官僚的袁世凯并不能承担保卫共和政权的重任。在此背景下，章太炎重新寻求与昔日革命同志的合作，认为要想真正做到“巩固国权”，必须先清除腐败官僚与无良议员。

章太炎在民初的政治实践大致是失败的，因为除了旧官僚与革命党，他找不到什么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尤其是他在清末反复强调“平民革命”，可在真正的政治实践中，他却无法与中国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建立起联系。

章太炎熟悉中国文化传统，并以弘扬中国传统学术为己任。如何存续中华文明，是他非常关心的问题。章太炎挖掘中国传统当中重视平等与公平，强调人的主体意识与实践意识，体现“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内容。

章太炎早年提出“大独必群”的命题，认为救国者应从各种为私利的“小群”中独立出来，即便孑然一身，也要义无反顾。这显现出中国古典政治德性对章太炎深厚的熏染，当然也是章太炎面对西方势力侵略中国而产生的强烈危机感。 

戊戌变法后章太炎对儒家思想作新阐释，构建“齐物哲学”体系、提炼与改造法家学说，其背后的革命意涵非常强烈。章太炎希望中国文化传统能在世变之下凝聚中国人的政治认同。

记者：章太炎晚年的讲学活动，为何反复强调读史的重要性？这与近代中华民族意识有何关系？

王锐：章太炎认为应提倡读历史，从历史当中汲取经世致用的遗产。章太炎从中国历史出发思考政治问题，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探讨未来制度建设需要注意的问题，希望从中吸取足以为当下所借鉴与取法之道。

章太炎主张以读史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在日本侵华意图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下，他反复强调这一点。章太炎认为，国民如果能对历史有所了解，知道国家疆域沿革，就能激起同仇敌忾之心。他对张季鸾说：“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他在其他场合还说，过去人读史，注意一代兴亡，今天情势发生变化，目光也应与时俱进，注意全国之兴亡。他还说，一个人不读经书，则不知自处之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右翼文化人配合日军侵华，扭曲中国历史，发明“中国无国境论”、“中国非国论”等谬说，为侵略中国作理论铺垫。日本的满蒙研究更是高度与日本军国主义配合，极力鼓吹“满蒙非中国论”，形成一套直接服务于日本占领东北活动的历史叙事。如果不能有力回击这些观点，危害极大。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强调人们要热爱中国历史，要明晰历代疆域沿革，有极强的现实感与针对性，体现了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

记者：鲁迅是章太炎的学生，您可否谈谈这两位民族文化巨匠之间的思想传承关系？

王锐：1936年6月，章太炎病逝于苏州。几个月之后，身染沉疴的鲁迅写下《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纪念这位老师。鲁迅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在民初动乱的时局里，他高度称赞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次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章太炎在清末提倡“疯子精神”。在他看来，世间惊世骇俗之论，往往出自疯子，而且也只有疯子，才能言行一致，孤行己意，实践所言，世间能成大业者，多出自此辈。在他眼中，“疯子”是不惧艰难险阻，不被名利诱惑，意志坚定不屈，具有勇猛奋发精神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异常艰巨的革命过程里有所作为，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独立。若是“正常人”，若热衷功名利禄，在种种阻碍面前，就退缩了。因此他十分愿意别人称他为“疯子”。

鲁迅则以文学意象写出当时社会因落后的礼教秩序与宗法关系而充满窒息，对此“狂人”大声疾呼。鲁迅认为那些已经僵化、扭曲了的伦理道德，摧残人性，弊病比比皆是。只有成为别人眼中的“狂人”，才能众人皆醉我独醒，认清旧社会的本质。仔细分疏，可以看到，鲁迅笔下的“狂人”与章太炎眼中的“疯子”，颇有相似之处。

关于如何让中国走出颓势，让中国人具备独立人格与自主意识，晚年章太炎与鲁迅存在分歧。国民革命运动失败后，鲁迅开始提倡文学应写出普罗大众的喜怒哀乐，批判权贵阶层对民众的压迫，号召广大民众起身反抗。鲁迅的杂文，被人视为匕首。当“狂人”找到了信仰后，他开始与整个旧社会作毫不留情的斗争。1937年毛泽东说，鲁迅“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他直面各种剥削与压迫，“用望远镜与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

章太炎晚年耳闻目睹世风时局种种乱象，但他没有将这些现状归结于中国传统不适应西方政治与文化，进而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这是中国历史演进中各种消极因素交织而成，继而凑合呈现的结果。

基于这种认识，他晚年力倡“修己治人”之学。在章太炎看来，提倡“修己”之学，实为乱世里的救急之术。他一反晚清之时对王学的批评，而是表彰后者的积极作用，认为服膺王学能使人一介不取，身处污世而有所不为。他极力宣扬《大学》《儒行》《孝经》《丧服》四部经典，希望能让人们行有操守、刚毅英勇、超脱流俗，同时不忘故常，以礼持身，从敬宗收族出发，循序渐进，臻于对民族和国家的热爱。

受访者简介：

王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