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日”字布局、“回”形规划的都城里隐藏着怎样的奥秘？

来源：道中华

　　辽上京双城并列和宫皇城环套的平面布局，是“因俗而治”和“皇权至上”统治思想的表现，是我国古代都城形制布局的一种重要模式。这种模式对于金、元、清诸王朝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我国乃至世界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人在草原上建立的都城遗址。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更迭，雄伟壮观的都城虽然不复存在，但站在这里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的盛世繁华。

辽上京城始建于公元918年，初名皇都，公元926年扩建，公元938年改称上京，为辽五京之首。城址平面略呈“日”字形，由皇城（北）和汉城（南）两部分组成，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北部皇城内建有宫城，形成“回”字形。

2021年，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辽上京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2年，辽上京遗址被列入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揭牌，这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局部）。

辽上京：穿越千年的草原都城

唐朝末年，耶律阿保机带领契丹八部经过20年的征战，统一草原各部。阿保机仿中原王朝称“皇帝”，建国号“契丹”。

公元918年，耶律阿保机取“天梯、蒙国、别鲁等三山之势”，选定“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之地营建皇都。皇都面积辽阔、气势雄伟，城高二丈、背山临水，由北城（《辽史》称皇城）和南城（《辽史》称汉城）组成。

据《辽史》记载，皇城中部有大内（即宫城），主要建筑多集中于皇城南部，有皇后皇妃宅、官署、孔庙、寺院、道观、作坊等。汉城在皇城南面，略呈方形，是重要的经济、贸易区，城内多市肆、作坊、馆驿、回鹘营等建筑。

公元938年，耶律德光改契丹国号为大辽，同时，改皇都之名为上京，府曰临潢。也就在这一年，耶律德光开始大规模扩建上京城。

辽朝先后共建有五京，《辽史·地理志》载：“太宗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圣宗城中京，兴宗升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其中辽上京是辽朝营建最早、使用时间最长、最为重要的首都，也是我国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区建立的第一座都城。

　　辽上京遗址大体废弃于金末元初，此后逐渐淡出世人的视野。直到清道光年间，才被地理学家张穆等人重新发现并考证。20世纪上半叶，外国人在辽上京遗址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和盗掘。1961年，辽上京遗址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为配合全国重点文物单位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对辽上京皇城遗址进行考古钻探和试掘；此后又陆续多次开展考古调查、钻探和试掘工作，但考古发现都较为有限。可以说，在2010年之前，辽上京遗址考古工作还较为薄弱，相关研究也不够深入。

十年磨一剑：辽上京遗址取得丰硕考古成果

从2011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辽上京考古队，对辽上京遗址进行全面勘测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经过十余年不间断的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取得了一系列考古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对辽上京形制布局和历史沿革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我们对辽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体认识。综合来看，考古工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宫城位置和形制的确定。辽上京遗址皇城遗址保存较好，皇城墙范围基本完整，平面呈不规则方形。根据文献记载，宫城位于皇城中部，但是宫城城墙被破坏殆尽，已掩埋于地下，宫城的准确范围一直都不清楚。考古队通过全面的考古勘探和重点试掘，确认了宫城的位置和规模。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东，平面呈方形，东、南、西各辟有一门，目前未发现北门。通过对宫城四面墙体的局部试掘和解剖，考古队初步掌握辽上京宫城城墙的营建方法、形制结构及其年代。辽上京宫城位置和形制的确定，是辽上京遗址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

东向轴线的确认。经过考古发掘，考古队发现并确认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宫城内一组东向的大型建筑院落，及贯穿其间的东西向道路遗址，整体呈东西向轴线布局。辽上京皇城东门和宫城东门均为一门三道格局，而皇城西门和宫城西门、宫城南门均为单门道，可见东门规模大、等级高，体现出帝都的规制，是礼仪之门。而且宫城东门外大街的宽度至少是南门外大街的两倍。这些发现从考古学上首次证明，辽上京城曾存在东向为尊的情况，与历史文献记载基本一致，极大推进了对辽上京城址平面布局和规划理念的研究。

▲辽上京宫城西门遗址局部（东-西）。

南向重要皇家建置的新发现。2022年6月至10月，考古队对辽上京皇城西南部一号大型建筑基址进行考古发掘。一号大型建筑基址位于皇城南门大街西侧的一处院落中，坐北朝南，是该院落中央的主殿。考古队经过精耕细作的考古发掘确认，一号建筑基址是辽上京皇城南部区域内规模最大的建筑基址，超过了此前发掘所见的宫殿建筑，推断其应为都城内极为重要的皇家建置。这是考古队首次在辽上京皇城内确认辽代始建的南向大型建筑，是十分重要的新资料，增进了对辽上京皇城布局和沿革的认识。

西山坡佛寺遗址性质的确认。辽上京皇城内西山坡遗址的发掘是一次大规模的辽代都城遗址考古工作。根据出土遗迹和遗物可以确认，西山坡是辽代始建、金代沿用的一处十分重要的佛家寺院遗址。寺院坐西朝东，位置重要，规模庞大，是辽上京城标志性的建筑之一。佛寺核心建筑分为南、北两座院落，各有院墙。其中南院轴线（东至西）由山门、中殿和后殿构成；北院西部为3座六角形佛塔基址，布局形式为一大两小、一字排开。位于中央的大型塔基，出土大量精美写实的泥塑罗汉造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西山坡佛寺遗址项目曾被评为“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辽上京皇城大型建筑基址全景。

▲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塔基遗址（下为东）。

建筑形制类型和建设技术的新认识。通过对皇城内多处建筑遗址的发掘和解剖，考古队了解到辽上京都城建筑的形制类型、历史沿革及其建筑技术特点。从皇城和宫城的东门、西门遗址来看，辽上京的城门主要可分为以皇城东门、西门为代表的过梁式城门和以宫城东门为代表的殿堂式城门两种。这为研究辽代建筑的形式、技术及其源流发展，提供了难得的考古资料。

重要遗物编年断代的新突破。辽上京遗址是包含辽朝、金朝和元朝早期不同时段叠压的大型遗址。以往学者很难分清辽朝和金朝的瓦当。考古队通过对皇城遗址的考古勘探和对皇城内重点遗址有计划的发掘，较全面地了解到皇城内原始的地形地貌和地层堆积情况。同时根据获得的一系列地层关系清晰明确的瓦当和瓷器等重要遗物，可初步建立一些遗物的年代序列，为推定遗址时代建立基础，有效推进对辽上京城址营建、发展、废弃等历史演变过程的认识。

　　“辽上京规制”对后世影响深远。辽上京遗址“日”字形平面布局和皇城“回”字形环套式规划的混搭模式，是秦汉以来中国都城规划理念和营建模式的创举。辽上京城平面呈“日”字形，由皇城（北）和汉城（南）两部分组成，契丹皇帝和贵族住北城，汉人、商人、使臣等居住南城，这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统治理念。北部的皇城内以宫城为核心，形成“回”字形布局，有明确的中轴线。这是契丹统治者效仿中原帝都“择中而立”“皇权至上”思想的反映。契丹统治者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因俗而治”和中原传统农业文明的“皇权至上”思想有机结合，辽上京城的规划和营建就是其物化体现。这种“分而治之”的城市规划理念，直接影响金、元、清诸朝，堪称“辽上京规制”。

充分发挥考古实证作用

辽朝占据历史舞台200余年，与五代和北宋并存，形成中国第二次南北朝的局面。可以说，辽金时期考古发掘和研究是厘清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关键节点，可以更好地增进我们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认识。

首先，从位置上来看，作为辽王朝的首都，辽上京不仅是辽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还是连接东亚及朝鲜半岛和西域中亚腹地，中原地区、西南地区和北亚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枢纽。辽上京与东部的高丽、日本，西部的大食、波斯等国家和西夏、回鹘等王朝，南部的北宋、吐蕃等王朝，以及漠北诸部都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对于“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辽朝以辽上京为中心，极大促进了南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实现了草原游牧地区与中原农耕地区南北文化的高度融合。

其二，从治理体制上来看，辽朝是一个同时统治着游牧民族的漠北草原地区和中原农耕文化传统（燕云十六州）地区的王朝，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权与“因俗而治”共存的政治体制。其都城辽上京“日”字形平面布局就是典型实证。辽朝不断吸收中原之制，并结合自身传统发展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辽朝拥有幽云十六州后，将中原地区传统的州县制与契丹人的部族制相结合，采取二元治理体制。这一“因俗而治”的治理体制有助于缓和民族矛盾，维护辽朝政权的稳定，促进民族交融，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为后世提供了治理经验。

其三，从文化认同上来看，辽朝尊崇儒家，吸纳、尊重中原文化，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进程。《辽史》记载，辽上京始建之初就建有孔庙。考古队在辽上京皇城西南部一号大型建筑基址考古发掘中，证实该建筑在辽金两代经历过3次大规模营建。在3次营建过程中，建筑的轴线位置、朝向和院落规模沿用未变。该建筑在辽代始建时殿身面阔九间、进深四间，前出月台。辽代改建后，建筑体量规模最大，殿身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前、后均出月台。至金代改建后，建筑规模明显缩小，殿身面阔七间、进深四间，殿内中央设坛安置塑像。出土遗物主要包括建筑构件、陶瓷器、泥塑和铜钱等。根据《辽史》记载，辽上京皇城西南分布孔庙、国子监、寺院和道观等重要辽代早期建筑。从考古可见，辽朝在宫殿等建筑固守自己“坐西朝东”传统的同时，也吸纳、尊重中原传统，像南部的孔庙、国子监这些建筑，没有改变它们“坐北朝南”的特质。

▲兽面瓦当。

▲人面瓦当。

▲西山坡佛寺遗址出土的泥塑罗汉像。

辽朝在北方游牧草原地区（蒙古高原）大量兴建城池，效仿和承袭中原农耕文化的定居习俗，增进了民族融合和中华文化认同。在南北双方的交往互动中，辽人在思想观念、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礼仪风俗等方面逐步与中原融为一体，发展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本文图片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辽上京考古队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