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流九派尽朝宗”：中华文明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

来源：道中华

  “江流九派尽朝宗”，这是明末清初诗人蒋玉立《渡江》中的诗句，意思是说，所有的河流最终都奔向大海。这句诗生动地表现出“宗”的包容力、“派”的方向感以及潮头的牵引力，恰似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和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

　　近日，各民族专家学者学习贯彻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精神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伟大悠久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各民族文化中都有体现，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是所有中华民族成员的共同信念。“道中华”就此话题专访了中央民族大学蒙曼教授。

▲观众在湖北考古博物馆参观《千年文脉长江文明考古展》展览。（赵军 摄）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是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各民族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是长期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彼此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国各民族。这些民族好似诗句中的“九派”。

九派江水汩汩滔滔，奔腾向前，形成整条大江最有活力的源头活水，激发它们的活力与创造力对于整条大江而言至关重要。

中国各民族发展的方向不是分，而是合，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共同体就是诗句中的“宗”。

历史上，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的民族有数百之多，它们聚散分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五十六个民族。但这绝不意味着那些历史民族的消亡，事实上，它们早已脱胎换骨，以新的身份走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他们创造的文化也汇入了中华文化的洪流，形成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征的中华文明。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中央民族大学56个民族代表参与传递国旗。（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中华民族是逐步“抟”成的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简单地自然形成，而是经由几千年漫长的发展过程逐步“抟”成。

“抟”本意为“用力把东西捏聚成团”。正如九派朝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必然，它考验着“派”的方向感与“宗”的包容力，还考验着潮头的牵引力。失去方向感，“九派”就会成为找不到出口的内流河，最终走向干涸；失去包容力，“宗”也会成为没有源头活水的池塘，只能日益损耗，直至失去“宗”的地位。这正是中华文明具有包容性的体现。

中国自古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工作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前景，是“国之大者”。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于中国五千多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史和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国家实践，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也是一个文化共同体。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是牵引力；魏晋南北朝时期，魏孝文帝迁汉地、用汉制、说汉语、着汉服等举措也是牵引力；大唐勃兴，唐太宗“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认识是牵引力……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为指引，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巨大的牵引力。

▲《新华社新媒体-全球连线节目|蒙曼：从历史中感悟文化自信》。

谈及中华文化时常见的三个误区

误区之一 ，是把少数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错误观点首先来自对中华文化的误读。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没有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就没有整个中华文化的繁荣；同样，各民族文化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中华文化的印记，中华文化始终是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也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其次，错误观点来自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漠视。只有开放包容的文化才是有生命力的文化。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始终超越内部差异，凝聚成广土巨族的内在原因，和而不同、有教无类、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文明发展机制，是中华民族形成多元一体格局，共同体生机盎然的文化机理。“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开放包容，文化交融，方显精彩。唯有此，中华民族文化才能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误区之二，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窄化为中原的、汉族的、精英的文化，窄化为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文化，对边疆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缺乏必要的认识与吸纳。

少数民族同样深度参与了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国家制度的建设，在“胡焕庸线”内外，以其雄健昂扬的精神姿态和灵活多样的制度创新，为中国的历史发展作出贡献。

以清朝为例，曾对管理体制进行探索，以郡县制度治理中原，以将军制度治理东北，以盟旗制度治理蒙古，以伯克制度治理新疆……同时实行文化整合，依托儒家文化统合中原。

中华民族共同体涵盖了历史上生息繁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全部民族及其文化创造，只有汇聚起各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和创造力量，才能形成中华民族的合力，造就改天换地的伟力。

误区之三，是把少数民族文化窄化为文艺，主要强调其在音乐、歌舞等方面的成就，对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则缺乏了解，更缺乏深层次的挖掘。

“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最大法宝，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则性论断的提出，都是“两个结合”的结果。

我们今天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深刻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在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文化传统之中寻求各民族的共性。例如在中华大地上世代传承的理念哲思：“天人合一”构建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而不同”构建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自强不息”彰显着人类自我实现的主观能动性……

▲汉十二芒冷水冲型铜鼓，出土于广西藤县，为壮族先民所铸。铜鼓曾广泛流传并使用于中国壮、瑶、苗、彝、侗、水、布依、黎、佤等民族地区，在形制、纹饰、雕塑等方面多有共通之处。

各民族在文化上虽然各具特色、多元共生，但都从属于中华民族这一更高层级的文化认同。因此，提炼出这些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符合时代精神，又能够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精神原则，将其升华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价值意义重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上，“民族团结”方阵石榴造型的花车。（段崴 摄）

作者简介：

蒙曼，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