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三国人物多用单名，后世多用双名？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湮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

　　这首由毛阿敏演唱的《历史的天空》，系1994年版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片尾曲。昔日的建安风骨，曾经的七进七出，多少英雄豪杰俱归云烟，汗青之上留下的只有曹操、刘备、孙权、关羽、张飞……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

▲1994年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剧照。

　　由此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三国人物的“名”都是单字？而后世的人们多用双名？中国的起名史经历了怎样的嬗变过程？

01　单名的历史溯源

上古部族时代，轩辕氏、神农氏、伏羲氏、燧人氏等称氏的叫法较为常见，而“名”的使用尚不普遍。

夏朝以来，人们取“名”逐步成为一种习惯。商人信巫尚鬼，认为人与天命的联系十分密切，时间不仅会被记录，更成为一种重要的标志。商王以出生的天干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来定名渐成一种习惯，大甲、武丁、父丁、妣辛等名莫不如是，这种命名方式也被称为“日名制”。当然，在商朝能得“名”者，基本属于贵族阶层。

在“尚文”的周朝，人与天命、鬼神的联系被淡化，起名与礼制相关联，庄重的仪式感直接拉满。《礼记》多次记载周代起名的礼仪问题，其中《内则》篇对王子的起名仪式记录尤为详尽，而《檀弓》篇更点明了当时“名”的使用日益普遍，甚至与之搭配的“字”“谥”也出现了。

在周代仍以单名居多，双名也开始出现。在西周王室，文王昌、武王发、周公旦等都为单名，双名的王只有共王繄扈、孝王辟方，以及烽火戏诸侯的幽王宫湦。春秋战国时期人名也以单名居多，以名将为例，诸如孙武、吴起、白起、王翦、李牧等。

秦汉时期避讳制度盛行，名多一字，就多一分犯讳的风险，故而这一时期也是以单名为主。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朝廷颁发“去二名”诏书，此事的推动者是大司马王莽。王莽大搞复古周礼，对起名之事尤为重视，不仅将很多地名改易，更对人名做出进一步规范。

王莽以公羊大义的“二名非礼”为由，大力推广“去二名”，甚至连匈奴单于囊知牙斯，也在王莽的影响下，主动上书改名为“知”。“去二名”强化了单名制度，至东汉时期非常明显。

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说到：“大抵东汉三国，帝王将相皆单名，二名者百中无一。”我们看史书，东汉人物几乎都是单名。

▲《三国志·荀彧、荀攸、贾诩传》

　　翻遍《三国志》，能找到的双字名，大概只有黄承彦等隐逸者之流，以及“五溪蛮王”沙摩柯等少数民族人物。诸葛、司马、公孙为复姓，故而诸葛亮、司马懿、公孙渊等人也是用单名。曹操小名阿瞒，刘禅小名阿斗，吕蒙被称为“吴下阿蒙”，皆非正式之名，且“阿”多表示爱称，因此不在单双名区分之列。

02　融合汇流：开启双名时代

黄巾军起义冲击了儒家经学的正统地位，玄学的兴起打破了汉代经学章句训诂沉闷学术，“起名自由”大畅。在魏晋的释老之风与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的影响下，单名为主导时代日渐消解。

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大举内迁，民族大融合的趋势浩浩汤汤，势不可挡，推动起名文化的大发展。在政治秩序重建与胡风易俗的民族交融过程中，以往取单名的习惯渐为时人所弃，双名的取向逐渐增多，即使皇室也不免受影响。东晋皇帝司马德宗、司马德文兄弟俩，都是使用双名，而前凉皇帝张重华、张天锡，亦复如是。

▲前凉皇室的双名：张重华、张耀灵、张玄靓、张天锡。

　　据沈德符考证起名风尚，“至魏晋后，渐不复然……胡名遂用三四者”，少数民族的所用双名更是载于史册，北凉的沮渠蒙逊、沮渠男成，北魏先祖拓跋诘汾、拓跋力微等名，都其使用双名的实证。

▲王羲之。（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天师道的崛起，使“之”字成为起名潮流，甚至父子之讳也不再顾忌。陈寅恪先生考证，“之”字就是天师道徒的标志。天师道又被称为五斗米道，东晋世家大族的琅琊王氏“世奉五斗米道”。东晋王羲之子知名者五人：王玄之、王凝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献之。王徽之子为王桢之，王献之嗣子为王静之。祖孙父子三代皆为双名，且有“之”字。发现圆周率的祖冲之，著名画家顾恺之等亦莫不如是。

▲琅琊王氏带“之”字的双名。

除了“之”字，带有宗教性质的“道”“昙”“僧”“灵”“菩萨”“摩诃”等，也逐渐成为起名新风尚的“热字”，备受时人推捧。以“僧”字为例，南朝刘宋的王弘之子名僧达，其孙名僧亮、僧衍，其侄子名僧详、僧绛、僧虔，叔侄皆为双名，且有 “僧”字。另外，卫菩萨是北齐的太尉，邾菩萨是梁朝的龙骧将军，萧摩诃是陈朝的名将。

与单名相比，双名更容易表达丰富的思想愿望。例如，刘宋名将檀道济的双名（道济），契合了儒家“道济天下”的思想。同为刘宋名将的王镇恶的双名（镇恶），也具有鲜明的价值追求。

▲南朝《宋书》里的双名。

　　总之，魏晋南北朝文化大交融与民族大融合，为起名之事带来了新风尚，双名之风得到充分发展，并影响后世。

03　双名成为主流

唐代社会稳定，人口增多，宗族规模日益扩大，由于排辈的需要，双名的比例已经大为增加。唐太宗李世民这一辈的兄弟基本都是双名，李建成、李玄霸（小说作品里多作“李元霸”）、李元吉等已为人所熟知（李渊有“建世玄元”的寄托），但就实际排辈而言，李家这一代应属“元”字辈，诸如李元景、李元亨、李元方、李元礼、李元庆等都是太宗的非嫡亲兄弟。

元芳，你怎么看？

▲《神探狄仁杰》李元芳剧照。

　　在唐代，房玄龄、杜如晦、狄仁杰、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等为人熟知的双名人物比比皆是。据相关统计，《后汉书》和《三国志》里，单名人物均占总人物的98%以上，而在《隋书》《旧唐书》《新唐书》里的单名人物只占近半数而已。

▲《旧唐书》卷六十八之列传人物全部为双名。

至宋代，“字辈取名”已成为大趋势，现今留存族谱源流可远稽者亦多至宋，其中世代排名大都清晰可查，而人口的持续增长也使双名进一步成为主流趋势。

元朝时期，我国民族融合进入新阶段，起名方面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元朝对起名方面有特别的管控规定，据俞樾《春在堂随笔》所考，“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因此，当时出现了许多数字之名。为人熟悉的明太祖朱元璋原名叫朱重八，其父朱五四，其祖父朱初一，而其手下大将汤和原名为汤三，其对手张士诚原名为张九四。元朝的这种起名方式成为古代社会的特例。

明朝建立后对起名事宜重新作出提倡，要求名里的首字要体现出字辈，加之程朱理学对人伦的重视，刺激了双名的取名趋向。朱元璋给太子一支取好了字辈“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只不过后来为明成祖所替易，未能执行下去。清代取名风气基本承袭明代。加之清代人口爆炸式增长，双名比单名更有利于人员区分。直到今天，人们的名字还是以双名居多。

　　起名文化博大精深，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名字，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起名者的价值观念，更是时代变迁的重要产物，不论单名或双名，亦不论相似或迥异，它都生发于中华文化，需要我们予以珍视与守护。

04　除了姓名，还有字与号

当然，博大精深的姓名文化不只有姓与名，还有字与号。字是成年的重要标志，需要对社会、家庭、个人有所担当。儒家经典《礼记》里说，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取字，昭示成人；女子十五岁行笄礼，可以嫁人。而我们常说“名字”，名与字的关系确实更为密切，故而又被称为“表字”，以示对名的补充或解释。

我国著名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名平字原，原表示平坦宽阔之意，作为平的进一步解释。再如，岳飞，字鹏举，鹏举是对飞的补充诠释，意为大鹏展翅高飞。

也有反向操作的名字，即名与字的意思相反，比如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字元晦，熹为明亮，晦为昏暗，二者相对成趣。

“号以寓怀”，古人起“字号”（又简称为“号”），是为了抒发自己在某一特定时期的情感与志趣，所以，起什么与起多少自然不受拘束。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因门前的五棵柳树，起号“五柳先生”；北宋大文豪苏轼曾被贬黄州，在城外东坡开荒而号“东坡居士”。

▲《宋史·苏轼传》。

　　还有一种号是人死后所起，称为“谥号”，始于周代。大抵有褒扬者，如用文、武、景、昭等，有批判者如灵、炀、厉等，有同情者如哀、怀、愍等。而帝王死后，会入太庙，因此还有庙号。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庙号就是太祖，谥号高皇帝，故称太祖高皇帝。大家熟悉的太宗、高宗等叫法，亦属此类。（作者简介：魏仕俊，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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