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文坛巨匠与中国的情缘
编者的话：
“古今岁纪丝貌犹可识，中外交往史实尚寻鉴”，这是位于杭州市上城区的凤凰寺碑廊门前的楹联。楹联所指的这段中外交往史，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书中也有讲到：“以元代杭州回回人墓地出土的波斯文墓碑为例，两方墓碑均刻有13世纪波斯伟大诗人萨迪的作品片段，它被伊朗学者鉴定为现存的在伊朗以外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萨迪诗歌碑铭。这成为中伊两大文明对话交流的一段佳话，而那些来华定居的回回人士在这中间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本篇以位于杭州的波斯文墓碑回溯中伊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佳话，展示中伊两国岁久日新的情谊。
▲凤凰寺碑廊楹联（图片来源：人民政协网）
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使杭州成为国际贸易的关键节点之一，吸引了众多中西亚、欧洲和非洲的商人，尤其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其中不少人在此定居。据记载，至元代，今中山中路一带已形成穆斯林聚居区，一些财力雄厚的还在聚景园内置地建墓。
位于杭州中山中路的凤凰寺，约创建于唐代，是我国沿海地区伊斯兰教四大古寺之一。寺内现藏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古墓碑20方，经考证，墓碑主人中有波斯人、阿拉伯人等，他们的职业包括商人、行省高官以及宗教人士等。
▲凤凰寺里所藏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墓碑（图片来源：人民政协网）
这些碑文虽多为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但是碑面的装饰图案多呈明显的汉式特征，如碑中央刻有中式三足香炉，而两边各加一只中式的环耳花瓶，还分别插着牡丹和莲花，可以看出深受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影响。
碑文内容除墓主生平介绍及主要功绩外，个别还刻有波斯语诗歌片段，如12号和15号碑。这两方碑石所刻13世纪波斯著名诗人萨迪的诗歌，被伊朗学者鉴定为现存于伊朗以外发现年代最早的萨迪诗歌碑铭。
▲第12号、15号碑波斯文墓碑（图片来源：（《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中华书局2015年出版）
萨迪这位中世纪的波斯（今伊朗）著名诗人，被誉为“伊朗古典文坛最伟大的人物”。他一生著述颇丰，保存下来的诗歌约600多首，最为世人所熟知的作品有《蔷薇园》和《果园》。
▲萨迪（图片来源：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微信公众号）
萨迪与中国缘分颇深，他一生四处游历，曾到过中国新疆喀什。《蔷薇园》中记叙了萨迪在中国的奇妙经历：在喀什遇到一位仪态不凡的青年，青年问他从何而来，是否读过萨迪的诗文，萨迪笑而未答。翌日启程时，青年从商队中得知他的身份，急忙跑来与他道别，并希望萨迪多住几天，好当面聆听教诲。
萨迪对中国的记述颇为丰富，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现有关中国的内容，如“中国画廊”“中国工匠”“中国瓷器”，等等。他不仅赞美了中国绘画艺术，还生动刻画了中国的能工巧匠和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
北京牛街清真寺珍藏着一份古老的《蔷薇园》抄本，据传是在13世纪80年代由一位伊斯兰学者从波斯带到中国的，而那时，《蔷薇园》的作者萨迪仍然在世。
▲位于南京国际友谊公园内的萨迪雕像（图片来源：现代快报）
▲在伊朗南部城市设拉子市世界景观公园中矗立的曹雪芹像（图片来源：新华网）
2018年，南京这座“六朝古都”与伊朗历史名城和文化之都、萨迪故乡——设拉子市正式结为友好城市。双方互赠了代表各自文化的重要人物雕像，南京市赠送了曹雪芹雕像给设拉子市，设拉子市则回赠了萨迪雕像。这一举措不仅加深了两座城市的文化交流，也体现了中伊两国源远流长的文明互鉴和友好情谊。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故有跋涉而游集。”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以来，中国与伊朗（古代安息、波斯）便通过丝绸之路频繁往来。
唐宋时期，中伊两国交往达到高峰，许多伊朗人在中国入仕、求学、经商，足迹遍及西安、广州等地。元朝时期，两国使节往来频繁，诗人萨迪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游历至新疆喀什。到了明代，郑和的航海探险三次抵达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地区，续写了两国间海上丝路的佳话。
▲明茅元仪辑《武备志》之郑和航海图（大湾与忽鲁谟斯部分）。忽鲁谟斯（图中红框标出）位于波斯湾出口处，为波斯商贸重镇。（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珠辉玉映——「伊朗古代文明与中伊文化交流」展览导读》）
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两国政治和经贸往来，更带来了文化上的深度融合。伊朗的音乐、舞蹈、乐器和香药等传入中国，中国的漆器、陶器以及造纸、冶金、印刷和火药等技术亦传入伊朗，影响了西亚乃至欧洲的文明发展。萨珊王朝（224—651年）后期，中国的养蚕抽丝之法已传至伊朗，至今蚕丝业仍是伊朗一些省份的重要产业，桑树也已成为伊朗许多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新疆和田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的木板画《传丝公主》，正是对蚕种西传的写照。（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珠辉玉映——「伊朗古代文明与中伊文化交流」展览导读》）
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波斯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受邀入仕，不仅参与编纂了《万年历》，而且创制了七种天文观测仪器，推动了元代天文历法学的发展进步。元末明初，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详细记载了波斯医药，展现了中伊医学的深度交流。14世纪伊朗官方编撰的《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则详细介绍了中国科技，尤其是中华医学的西传，这些都是中伊之间科学交流的宝贵见证。
明成祖时期，伊朗遣使中国并根据使者所记载的明朝政治、经济、地理、民俗文化等编撰了《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这部作品真实展现了伊朗人眼中的大明风华。16世纪，伊朗名著《中国纪行》问世，被季羡林誉为可与《马可·波罗游记》媲美，并认为它“在16世纪肯定直接或间接地对西亚人了解中国起过重要作用”。这部作品不仅照亮了中伊文明交往的道路，而且在16世纪对西亚乃至欧洲人了解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
▲2021年9月12日，在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参观者在东博会“一带一路”国际展区伊朗展台观看展品。（图片来源：新华网）
20世纪初，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中指出波斯文借用中国词汇的现象，列举部分音译词：“paizah”（牌子）、“tai wan”（大王）、“kao wan”（高王）、“tai hu”（太后）、“fu zen”（夫人）、“Kunchun”（公主），以及波斯语中“茶”的读音，这些都是语言交流的实证。
两千多年来，中伊两大文明在科学、文化、语言等领域的互学互鉴，不仅促进了各自的发展，也为守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和文明交流对话树立了典范。
（作者简介：马少卿，西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教授；徐丹，西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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